“群众对水质标准的认知，不是用数据来了解的，而是通过可饮用、可游泳来判断”——据6月29日《新京报》报道，浙江“可游泳河段”申报活动日前启动，在相关会议上，浙江省人大相关负责人要求领导干部要下河游泳给群众看，在确认为可游泳的河段里，全省各级人大常委会将组织进行横渡或畅游活动。

　　一方面，领导“以身试水”，确实是一种较之数据更直观的水质证明，也能够激发一定的关注效应，催生出实质性的环境治理倒逼之力。但另一方面，无论如何，当只有领导下河才能向民众证明水质，未免又令人感到“心酸”。其一，能够游泳的水质是否就一定意味着足够好？其二，水质是否合格，本应通过科学的检测指标来确定，而民众不信数据更愿意相信官员体验，或许折射出时下环境治理公信缺失之境。污染治理最终要回归到寻常的科学治理中，偶尔为之的“以身试水”未免粗放。

　　作为统一组织的“以身试水”，其最大价值不是确立了一种新的水质监测途径或标准，而是相关部门治理行动与诚意的自我敦促与证明。现实中，无论治理公信的缺失，还是民众以吁请领导下河游泳表达对治理现状的不满，都说明日常的治理行动还存在欠缺，或不够接地气。

　　因此，领导“以身试水”最恰当的定位，当是一种行动决心的表达，由此更该衍生出的是一套“接地气”的治理体系——相关部门应及时呼应民众的环境监督权与知情权，并确保对环境质量的足够敏感。此前，江苏一官员面对村民“跪求治污”时称“毫不知情”。不难想象，当官员对环境质量缺乏基本的感知能力，整治行动又如何开启？从这个意义上说，领导下河的最大意义，就是试图将官员拉回环境污染的现场，以此唤醒“沉睡”的治理意识和与民众“共命运”的责任意识。

　　一个不该被忽视的细节是，此次以身试水并非要求官员不加选择的“下河”，而是在“确认为可游泳的河段里”进行横渡或畅游。也就是说，官员下河游泳只是对已经治理的水质的一种检验。那些尚不能确认为可游泳的河段，又该如何开启有效的治理行动？

　　更待厘清的常识是，较之官员以身试水，对水质的最好证明，其实是每一名普通市民都乐于下河游泳的“朴素之道”。环境治理，归根结底没有捷径可循，最终还得拾起那些寻常之法，比如行动与共治。某种程度上，我们期待“以身试水”只是试图以一种不寻常的方式去抵达寻常的治理，它的真正价值几何，端赖后续行动的回归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