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呼万唤之下，7月30日，一项被公安部副部长黄明称为“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涉及面之广、措施之实是以往所没有的户籍制度改革”破茧而出。

　　新中国诞生以来推行了长达65年的城乡二元户口登记制度有望走进历史。其最大受益者是长期在城市居住就业的一亿农民工——他们将彻底转变身份，在城镇落户，并逐步享受当地的基本公共服务。

　　同一天，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强调，对于长期居住在城市并有相对固定工作的农民工，要逐步让他们融为城市“新市民”，享受同样的基本公共服务，享有同等的权利。不能把他们视为城市的“二等公民”。

　　改革开放以来，面对巨大城乡收入差距，成千上万的农民工背井离乡，到城市打工，成为漂泊的候鸟。 “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发挥了十分巨大、同时也是不可替代的作用。”李克强说，“有研究显示，中国近几十年快速发展靠的是人口红利，这个红利很大程度上就是农民工的贡献。”

　　但高高的户籍壁垒和二元社会福利制度将其牢牢地阻挡在城门之外，如今已持续36年，直接受冲击人口达到2.7亿。

　　即使户籍制度向着城乡公平统一迈出了决定性一步，但要使农民工彻底摆脱二等公民的尴尬地位，仍是一个艰巨的系统工程。

　　必须承认，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维护职工权益法规的完善，这些年农民工经济地位有了显著提升。2013年，外出农民工月收入为2609元，远远超出去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46元，更是农民人均纯收入741元的约3.5倍。这些年随着政府最低工资制度的出台，以及《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险法》的实施，曾处于极端弱势地位的农民工在工资谈判中的博弈能力有了显著提升，在中西部地区发展带动下，本地农民工增长无论数量还是速度都大于外出农民工，这直接导致外出务工人员增幅下降，很多东部地区的企业陷入了结构性用工荒。

　　当欠薪风暴等经济问题退居二线后，伴随着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外出务工主角，他们独立意识、尊严意识、权利意识更强，加上由城乡二元制度引发的人道主义问题日益凸显——我国仅因父母外出打工造成的留守儿童、流动儿童总量逼近一个亿，如果不尽快消除城乡藩篱，可能会演化成可怕的社会问题，危及稳定大局。

　　也就是说，当下农民工核心问题从经济转移到了社会层面，而第一责任主体变成了政府。

　　在五年前产生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有3位农民工，也是农民工首次出现在中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他们被媒体称为“每个人身后站着近一亿人”。 到了十二届全国人大时，出现了31位农民工代表。虽然比例依旧很低，但已有重大跨越。

　　除政治权利外，户籍壁垒成为农民工告别二等公民面对的首要难题。很多城市中的常住人口没有当地户籍，不能全面享受教育、医疗和住房等方面的服务，他们的医疗养老保险无法跨地区接续，导致退保风潮不断，留下未来社保隐患。

　　从这个角度上说，户籍破冰只是一个美好的开端，要想使名义的新市民变成真正的城市主人，则必须统筹安排，协调各部门职能，将属于农民工的权益真正还给人家。国务院新一届政府组成以来，大力推进简政放权，但在2013年6月却专门成立了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这充分说明这项工作的艰巨性和重要性。

　　未来伴随着城镇化的进程，会有更多的人从土地解放出来，涌入城市，在中国城镇化如此不平衡的今天，很多人会选择进入人口严重超载、资源能源、交通环境压力巨大的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因此，如何推动整个人口流动合理有序是摆在决策者面前一道沉甸甸的考题。

　　和过去简单地通过行政手段限制外来人口不同，政策向更科学人性的方向迈进——改进城区人口500万以上的城市现行落户政策，建立完善积分落户制度。相对于各类摇号，这样的政策还是先进的——至少在努力达成城市需要和人口供给之间实现了更合理的平衡。当然，根本还在于政府在基础设施、保障性住房和社会服务等方面投入巨资，引导流动人口流向中小城市。保守估计，想在2020年让两亿农民都享受到所有服务，政府至少还要额外支出20万亿元。

　　最终的落脚点是个钱字，现阶段超出财政的负荷。那就必须保证经济健康平稳发展，其关键前提是保证未来的城镇化是实体化、产业化、集聚化的——宛如农民工的户籍，在未来不是一个美丽的泡沫，而真正实至名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