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因背着尿毒症母亲上学而获评“全国道德模范”、“中华孝亲敬老楷模”的刘霆，日前在广州宣布进行变性手术。尽管易性在当今社会已经常见，但发生在一位“全国道德模范”身上，争议和喧哗显得难以避免。

　　刘霆本人几年来背负的“道德枷锁”，正是人们潜意识中对道德模范德行无亏完美要求的折射。好在，痛苦过后，刘霆能够勇于面对内心，而社会进步，也让人们能够理解，道德不道德，主要在于其言行是否对他人造成了不良影响，道德模范是好人但不是完人。就像英国思想家约翰·密尔在《论自由》所提出的那样，“个人的行为只要不涉及他人的利害，就有完全的行动自由，只有危害到他人利益时，个人才须对社会负责”。

　　刘霆变性，追求自己的幸福，无损他人，何乐而不为，又何咎之有？在开明的今天，刘霆获得了绝大多数人的理解，认为变性无损他的道德美誉。尤其是他母亲也尊重孩子的意愿。刘霆并没有悖逆孝道，他的孝心和孝行仍然值得他人学习，只不过，孝子有可能会变成孝女。

　　对道德模范的完美要求，始于我们内心对模范好人的潜在巨大期望，譬如拯救社会沉沦，又甚至于救民族于危亡。上世纪初，蔡元培、胡适和梁漱溟等许多知识分子提出“好人政府”的概念，让好人入官府，以肃清腐败，改造社会，让中国富强起来。今天，不少城市打造“好人名片”，以达到带动经济发展目的。

　　但是，我们同时必须知道，即使是印度的圣雄甘地这样有如此大人格力量的人，也无法改变印度教派冲突。道德模范、英雄好人对社会固然重要，但依赖他们个体乃至一群人的力量，是无法拯救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甚至是一个城市。我们将道德模范提到一个很高的高度来评价时，实际上可能意味着我们这个社会缺乏源源不断生产好人的机制，在试图用楷模的精神来弥补制度上的一些不足。

　　道德教化是提高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手段，但不是唯一手段。在利益多元、观念多样、评价标准重建的今天，道德的约束力面对金钱、权力、美色的诱惑是脆弱的，法律制度也许才是约束社会行为的根本手段。

　　不断出现的贪官外逃、炫富行为、医患冲突等等现象，一次次触犯道德底线的事件中，中华民族克己奉献、守望相助的道德底线不断受到挑战，不是因为缺乏道德约束，而是因为没有得到制度性的惩罚。人们道德感的冷漠，不是因为同情心丧失，而是因为道德援助没有得到制度性保护和鼓励。

　　一位政治家曾说过，好的制度能够将坏人变好，而坏的制度能将好人变坏。一套有效的社会制度，应该让人们珍惜道德荣誉感，主动坚守道德底线，不需要顾虑不敢扶老人式的“道德行为后遗症”。 因此，我们要建立起的是能够激励道德荣誉感提升，保护道德底线的制度。

　　好的社会里，好的道德，理应人人可行，人人有利。良好的人性生长于日常细节，只有日常生活中被打磨的人性光辉，才能在灾难面临时自然而然照亮自己，点亮他人。如果有一天大家将道德模范做好人的行为当做是理所当然的，不需要到选树模范标杆的高度，那么可能我们就真正进入了一个道德体系健全的“好人社会”。著名作家梁晓声《呼救人心》一书中回应了中国人需要什么样的道德体系—— “我们会发现，硬通货不是金钱，而是我们厘清方向后像大片大片的阳光奔涌而来的纯粹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