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爱长假，人人都需要长假，虽然原因不尽相同。制约中国旅游业发展、游客旅游消费需求释放的瓶颈，也就是天花板，不是消费能力，更不在于消费意愿，而是长假短缺。

　　必须看到，2008年正式取消五一黄金周以来，中国民众日益增长的出行出游需求已经形成了巨大的“堰塞湖”。现阶段疏通民众出游需求“堰塞湖”，缓解出游“拥堵”问题的现实之道是，在进一步切实推进带薪休假制度的基础上，通过增加2~7个法定假日（相当于在2020年之前“强制集中”落实2~7天带薪年休假），来增加一个或两个黄金周、同时延长春节长假。

　　成本最低、最便于操作的就是增加两个法定假日，恢复五一黄金周，同时必须让作为法定节假日的传统节日回归其价值本位——文化传承与增强民族凝聚力，不再通过调借周末形成所谓的“小长假”。

　　相对比较理想的方案是：增加7个法定假日，2天用于恢复五一黄金周，3天用于在8月上旬设置“避暑黄金周”，这样全年春夏秋冬各有1个，形成4个黄金周，剩下2天用于延长春节长假，民众需要长假支撑的旅游及休闲活动就不再是“单一出口”，可以更多选择来“疏堵”。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实行双休日制度以后，法定节假日总量比20年前增加了一倍多，达到国际平均水平。虽然不能说特别多吧，但也不算少。我们必须看到假日制度的最核心问题，就是与假日总量的欠缺相比，中国民众更急需、更欠缺的是长假。

　　探亲、出行、出游是刚性，对于人口众多、幅员辽阔、转型剧烈的中国来说，长假就是刚性需求。农民工在意长假，因为他们肯定是没有带薪休假，长假期间加班按法律规定可以得到更多的钱。就算不加班，也可以选择不同的时间段回家。如果一年只能回家一次，一般就只能在过年回家，往往春节是一个地方最冷、天气最不好的时候。如果有两次长假，起码提供多一个选择的机会。何况中国现在有2~3亿农民工，带来了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等大量社会问题，这有可能是社会发展中不得不承受的副作用，但是如果没有长假来保证探亲需求，这些问题会加剧。

　　体制内的，一般企事业单位的人，也在意长假。为什么呢？长假的供应无非两种路径，一是“分散的”带薪休假，这个都不用讨论，大家都知道落实得不好。《国民旅游休闲纲要》提到2020年落实带薪休假制度，这还是没影的事儿呢。就算2020年真能落实，也还得6年。这些单位的人平时想跟领导请假非常难，不如多一个“集中的”黄金周长假。外企带薪休假制度落实得还可以，对集中长假的渴望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强烈，但也需要满足与没有家人一同出游的需求。

　　有人说，假日总量是有极限的。毫无疑问，一个社会的特定发展阶段，一定存在假日总量的极限，但这个极限在哪里？ 可以说，现有的科学手段，根本无法测定这个极限在哪里。

　　事实胜于雄辩，20年来，假日的巨量增加（共计增加了56个，仅1993年-1995年就增加了52个），不但没有给中国经济带来停滞和阻碍，相反是持续高速增长。如果不能证明115天就是一个极限，或者超过115天、增加两天或五天就一定给中国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在保留十一黄金周的情况下，直接增加2~5个法定假日有什么不可以呢？我国法定假日总量的空间应该不是专家想象的那么小。GDP即使因此减少0.5~1个百分点，换来是劳动者的身心健康和经济运行的更加优化，难道不值得吗？

　　人类文明的成就，事实上很多是“有闲人士”创造的。罗素说，能否聪明地休闲是对文明的最终考验。我们一定不能把“呼吁放假”看成“好逸恶劳”的表现，一定要认识到，社会的进步是以闲暇时间的增加为标志的，经济发展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休闲、聪明地休闲。

　　兼具物质消费与精神消费两大特征的旅游消费，属于马斯洛层次需求理论中最高两个层次的消费，因此毫无疑问是“聪明的休闲”、最具文化价值的休闲。当然，话说回来，要“聪明地休闲”，前提是“有闲可休”，所以一定要首先解决闲暇时间的问题，而当前释放中国民众庞大的旅游消费需求的瓶颈就是长假短缺。

　　旅游，已经成为民生的重要组成部分，旅游业是典型的幸福导向型产业。

　　专家说肥肉有害身体健康，不要多吃，当然没错；专家说多吃三文鱼有益健康，更没错；问题是三文鱼还在海里，咋办？专家能够帮我们解决吗？如果不能，谁有权剥夺我们吃肥肉打牙祭的权利？或许黄金周就是肥肉，带薪休假就是传说中的三文鱼？

　　（作者：著名旅游专家，社会学者，北京旅游学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