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请被告雷州市政府法定代表人发表辩论意见。”近日，广东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一宗土地纠纷行政案件，审判长话音刚落，只见穿白衬衣的雷州市市长吴国雄从被告席上站起来。这是广东有史以来首宗市长出庭应诉行政案。在之前的司法实践中，行政案件开庭，作为被告方的行政机关往往只有代理律师到庭，法庭调查关于事实性的内容时，代理律师经常一问三不知，降低了开庭效率。（见7月8日《南方日报》）

　　今年5月1日起实施的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不能出庭的，应当委托行政机关相应工作人员出庭。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当下，行政案件由市长出庭应诉，意义深远。

　　“市长出庭应诉”的最大价值，在于它是一次鲜活的普法之举。民告官的案子，以往饱受诟病的是“民告官，不见官”。此次市长出庭应诉的是一起1965年纠纷至今的不服土地确权处理决定的行政案件。倘若换做其他地方，因为行政案件牵涉时间久远，且又关乎土地确权处理，不少行政一把手会自觉远离此类案件。雷州市市长能出庭应诉，表明了履行诉讼义务，不回避问题的鲜明态度，彰显了主动解决矛盾的诚意。

　　可以预见，伴随着新行诉法的推行，会有越来越多的地方行政官员主动出庭应诉。不过这只是半个好消息，因为从官员出庭应诉，到“民告官”系列案件都能被公平审判，两者尚有距离。近年来，“民告官”案件的胜诉率一直在呈下降趋势，去年底就有媒体报道，尽管《行政诉讼法》在立案、判决等方面做出新规，禁止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干预、阻碍法院受理行政案件，但“民告官”案原告胜诉率，还是从10年前的30%降至近年的10%。

　　“民告官”的胜诉率为何不升反降？从媒体报道的另一个新闻中，或许可看到真相。河南省从2013年起试点民告官案件异地审理，信阳、南阳、安阳成为改革试点地。结果，截至2014年5月，仅信阳一地行政机关败诉率就上升了17%.很显然，“民告官”案件胜诉率的不升反降，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它们往往是“辖地管理”，地方法院人财物都受制于地方政府，如此紧密联系之下，又怎能指望它们独立行使审判，不受干涉？

　　由是说来，单就“民告官”案件而言，市长能主动出庭应诉，当然可喜，但远非“民告官”案件中应表现出的全部公共态度。要市长出庭应诉，更要去除地方对司法的干预。尤其在当下，“民告官”案件多集中在拆迁、物权与上访等领域。倘若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无法真正做到不干预、阻碍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那么官员出庭就只具有形式上的意义。我们乐见“市长出庭应诉”，更期待“民告官”案件有一个公正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