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一家物业公司的一个农民工，差50天年满60周岁的时候，受单位指派外出工作，下班回家途中出了车祸，造成他八级伤残。交警认定交通事故中肇事司机负全责，按《工伤保险条例》规定，这个农民工当属工伤，可得到相应的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伤残就业补助金。但公司依据北京市政府已失效的文件规定，这个农民工因即将到退休年龄，一次性工伤经济补偿最多3万元。这起工伤赔偿案件到了劳动仲裁，仲裁庭仲裁员竟然也认可公司方面的观点，仅支持3万元的请求。工伤农民工起诉到法院，一审判决支持了工伤农民工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工伤医疗补助金、伤残补助金等款项11.8万多元。（见6月27日《劳动午报》）

　　同一个工伤案件，劳动仲裁同法院的审理裁决结果差别怎么那么大呢？不能说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的仲裁员屁股坐在用人单位一方，只能说是仲裁员的水平有限，对已经失效的政府行政规定，也要抱残守缺。

　　抱残守缺的习惯有权大于法的因素——只服从本系统的“上级指示”，并不在乎任何系统的“上级指示”都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郑州市总工会有位同志对笔者说，《工伤保险条例》早已取代了《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但依据《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制定的《河南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暂行办法》，却没有修改或宣布作废。所以在很长一个时期，河南出交通事故的工伤职工，从劳动仲裁的角度讲，不能同时得到民事赔偿和工伤经济补偿，民事赔偿不足工伤补偿的部分，才由工伤保险去补足。这是混淆了两个法律关系，对交通事故中的工伤职工十分不公，但劳动仲裁仍在执行那个过时的《暂行办法》。

　　当然，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发展中侧重的保护对象不同，也造成行政法规对劳动者利益保障的力度不同。就如同各地有立法权的人大常委会，很多地方都对工资集体协商立法，通过《工资集体协商条例》，有的规定了对不开展工资集体协商的用人单位进行经济处罚，而有的地方只有常规性的“责令改正”。显然各地行政法规对劳动争议的处理有差别，也就给了处理劳动争议的人员更多的自由裁量权。由于近30多年才大量出现的劳动争议当属新形势下的新问题，处理争议所依据的政策和法条，有时颇为对立，使处理劳动争议自由裁量权都能找到依据。就如《劳动法》的解释认为，《劳动法》实施后，打破了企业干部和工人的界限，都是企业职工，职工以工作岗位为标准享受干部或工人的待遇。但有的地方劳动行政部门规定，以原始档案确立的干部或工人的身份，职工享受相应的待遇，于是在女职工退休年龄问题上，出现地方行政文件和国家法规解释“打架”的事情。

　　对于劳动争议的处理，是个让人们知道用工是非标准的大问题，应该有统一的底线，让建立劳动关系的双方都清楚什么不能逾越。就算是各地情况不同，但在劳动力流动的市场里，“各自为政”不可取，应有判明劳动争议是非的基准线。可惜，时下人们对劳动争议是非的了解，是从各新闻媒体发布的案例去考量，却发现一个可悲的现实：这些案例都不具有权威性，同样的劳动争议案件，这个地方是一种裁决，另一个地方是另一种裁决；甚至同一个地方也会同案不同判，昨天是一种裁决，今天是另一种裁决。究其原因，在于劳动争议仲裁没有建立案例指导制度。

　　为了保护劳动者及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政府的劳动仲裁机构，需要和更加有权威的法院结合，建立权威的处理劳动争议的案例指导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