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研究的结果表明，青壮年在睡眠中不明原因猝死的案例，从1990年1月至2013年8月，东莞至少发生了1124例，其中2004到2013年的10年间有697例，而且案例越来越多，发病的高危因素依然存在。（7月21日《广州日报》）

　　当没完没了的加班文化与爱岗敬业画上等号的时候，劳动价值的榨取，迟早要以过劳死的极端面目呈现出来。勤劳固然是美德，但若是常年“被勤劳”——因制度所累、职业所累而无休无止地疲于奔命，这样的人生，恐怕没有丝毫美好可言。何况，在专家分析的样本中，“不明原因睡眠猝死综合征”主要发生于劳动强度大、文化程度低的一线工人、保安、清洁员等人群中。

　　今年4月，媒体曝出这样一个案例：一个月加班时间190个小时，中餐和晚饭时间平均不超过15分钟。在连续一年的持续高强度加班后，33岁的冲模设计工程师刘先军猝死在东莞市长安镇的一个出租屋内。这样的工作范式，在珠三角或长三角，甚至中西部地区的一些企业，有什么稀奇的呢？犹记得2013年11月，《小康》在世界各地的中国人当中开展一项调查，共2013人参与。中国人的最大年度感受就是累：有人身累，有人心累，有人特别累，还有人越来越累……甚至在今年7月，“俄罗斯之声”广播电台还特地关注了这个现象，说“中国过劳死已非罕见现象，在中国，对工作的迷恋导致梗死、中风和各种疾病。每年因此有60多万人离开人世”。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青壮年过劳死，无非两个因素使然：一是被异化的勤劳观害人不浅。早在1894年，在中国度过半个多世纪的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就曾撰书《中国人的脸谱》，说“从早到晚善于劳作几乎成为每个中国人的特质”。时过境迁，劳作方式与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同样的工作时间，工作强度已天壤之别，此时再以工作时长论英雄，无非是逼人过劳。二是劳动监察睁眼闭眼。逢年过节，专家计算纸上画饼的加班费就成了风景，口惠而实不至的加班权益，导致不少企业更肆无忌惮压榨员工的工余时间。市场经济虽没有身份依附关系，但基于劳资博弈的天然不对等，企业很容易绑架员工的作息时间，这个时候，如果工会与监察部门“屁股决定脑袋”，免费加班只怕终究是敢怒不敢言。

　　令人忧心的是，对于过劳死，“尸检难以获得可解释死因的病理学证据”，可能连工伤都无法坐实。每年60万鲜活的生命过劳而逝，每一天1600名上班族倒在疲累的生活中，《劳动法》为什么呵护不了生命安全的底线呢？这些年，企业最喜欢用社会责任标榜自己在财税、生态、公益等方面的积极作为，但恰恰很少展示自家员工的生存状态。也许，对今天的中国企业来说，“准时下班”“有偿加班”才是社会责任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