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匠精神”首次出现在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中，让人且喜且慨。崇尚“工匠精神”表明中国产业发展进入追求精准、极致品质的制度化新阶段。但是，且莫争论我们的文化基因中是否缺乏匠人精神，即便政策、机制逐步健全，重视工匠、尊重匠人的文化形态还只是我们的愿景。

　　发达国家一些产品的确是好，除了科技，还有人的原因，就是对技术工人长期的重视和严格的培养。德国传统上的双轨制教育，把职业教育与企业实践结合在一起，几乎可以称为在全球市场成功的重要保证。在德国，技术工人的培训时间少则3年。要想获得技师证书，还需要在3年毕业后，再当3到5年的学徒，直至通过资格考试。德国手工业联合会一位负责人曾介绍说，除了严格持续的培训，在实践过程中，合格技工还必须展示良好的职业品德、素养、守时、精益求精以及团队精神等。

　　日本的很多产品质量好，也得益于产业中的“工匠精神”，日本拥有成千上万名高技术工人，他们高超的技艺是机器所无法达到的。1998年，日本政府认为应该进一步推崇技术工人的贡献，推出称号“超级技师”。每个获此殊荣的人都会得到证书，一枚花形的银胸针，上面刻着表示“技艺”的文字。他们往往没有奖金，但是对于大多数工人来说，荣誉表明自身价值。

　　“工匠精神”的蔚然成风，需要传统，要有文化习俗，另外还需要机制和政策。《洛杉矶时报》曾长篇报道一则故事来阐释美国技术工人的形成机制。丹尼尔·麦吉是一名高中生，当他表示对四年制大学文凭不感兴趣，父母表示理解，尽管他们一直希望儿子能获得大学文凭。麦吉认识到，美国技术工人大量匮乏，就业市场急需更多熟练工人填补高薪技术岗位。中学毕业后，麦吉就在当地一家金属部件生产公司当起了带薪学徒，除了学费及每小时38美元的学徒费外，该公司还给麦吉提供医疗保险和“401（k）计划”（退休储蓄计划），此外，培训一结束即付给他年薪5.824万美元。这比他大学毕业的哥哥花两年时间找到的广告业工作赚得还要多。

　　麦吉是这样谈论制造业技术工人的：“我要从事的不是枯燥的流水线工作，我的工作需要多年练就的技术和创造力。我因此受人尊重。”

　　麦吉这几句话点中了要害。所谓“工匠”是为生存而求精，所谓“精神”，即为质量而执着。“工匠精神”意味着这位工人发自内心对产品的精雕细琢和追求完美，他在劳动的精益求精中获得丰厚回报和自我实现。

　　将“工匠精神”纳入中国发展和产业升级，确是亟待应对的重大课题。在五千年华夏文明中，“工匠精神”早已被传颂。《庄子》云“技进乎道”，我们也都熟悉“庖丁解牛”的故事，那种业务的游刃有余和工作的从容快乐，就是“工匠精神”的典型体现。中国需要越来越多的现代“庖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