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非重点疫情地区，复工复产在当前是一项与疫情防控同等重要的工作。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复工复产首要的一点在于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然而全国劳动力的流动状况却并不乐观。

　　据笔者所在的研究团队于16日所做的一项调查来看，在所调查的16省、80个县近100个村中，绝大多数省份的劳动力流动基本处于封冻状态，农民工流出总体比例不足10%，大部分村庄春节后外流人数停留在个位数。而这100个村中，90%以上所在乡镇为零疫情（无确诊或疑似病例），70%以上所在县确诊人数在10人以下。以县为单位来看，调查的多数县份疫情并不严重，不属于重点疫情区域。从调查来看，轻微的疫情和低位的流动比例构成了一个强烈的反差。

　　从调查情况来看，农民工之所以流动困难，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交通阻断。多数县份都在县境内的高速公路、国道、县道等重要道路上设置了卡点路障，对来往车辆进行检查，对外地车辆进行劝返，对本地车辆要求开出后不得再返回，或者返回后必须隔离14天。此外还有村庄设置的路障，原则上不准许外村人经过，这样，即使出得了本村，可能在另一个村被拦下来。河南鹿邑县某村一村民正月十三驾驶私家车从家乡开到浙江，500公里的路程开了24小时才到达目的地，原因就在于沿途路障太多，通行太难。除了设障阻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多数县市、县乡之间的公共交通停摆，县城或城市市区内部的公共交通也处于停摆状态。除了自驾私家车通行以外，农民工没有其他通行方式。因为交通阻断，农民工想要外出也难以成行。

　　二是审核困难。多地出台限制农民工出行的政策，想要外出务工的农民工需要持用工单位开的复工证明到村委会开离境证明，再持离境证明到乡镇盖章，审核通过才能外出。原则上，很多地方实际上不鼓励人员流动，因此审核把关较严，即使交通没有阻隔，农民工也被繁琐的审核程序锁在家里。

　　三是务工地不予接收。从调查的情况来看，少数外出的农民工主要是通过自驾私家车方式到达务工地，到达以后部分地方要求就地隔离14天，隔离费用自付，部分地方则在高速路口或者小区门口对外地人直接劝返。有少数农民工长途开车返回后又被劝返，返回家乡后又被要求隔离14天。因为担心外出以后当地不接收，很多农民工也不敢贸然外出。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中西部劳动力流出地区，一些地方政府仍然对劳动力流动持比较保守的态度，沿用疫情蔓延时期的封城封路等方法来进行疫情防控。而封城封路必然会限制人员物资的流动，进而影响到复产复工。在属地管理要求下，地方政府首先考虑的是本地辖区不要出现疫情，因此，通过交通封堵的办法来管控外地人口的进入，实现社会的静止化。如此一来，就出现了县、乡、村层层设障、各自为战的局面。由于封城封路的措施的大面积实行，交通难以恢复、生产要素难以流通、产业链也难以打通，已经成为了复工复产的一大阻碍。

　　一些地方政府对疫情防控工作的认识存在误区，主要反映在对封城封路的迷信。对于非重点疫情地区来说，事实上存在着“大门”与“小门”的辩证关系。所谓“大门”就是大的交通要道，所谓“小门”即社区（包括企业）的边界。封城封路的措施是通过关死“大门”来管好“小门”，这是一种简单化的防控手段，虽然能够达到限制人员流动的目的，但同时也限制了经济活动的开展。

　　实际上，疫情管理需要进一步精细化，社区才是疫情防控的基础，所有的人口不管如何流动，随后都要进入到社区单元之中，以社区为单位能够做到对所有人口的全覆盖管理。除了全覆盖以外，社区管理能够更加精细化，通过社区可以对人员的健康状况进行全程追踪，及时发现可疑病例，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因此，放开人口流动的情况下，只要做好科学有效的医学防护，感染的风险本身就已经很低；即使出现流动过程中的感染，也可以通过及时有效的社区工作做到早发现，降低其影响。因此，疫情防控的重心应当下沉到社区，取消一封了之的措施。要实现科学的疫情防控，实现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的兼容，应当从“关死大门”转变为“放开大门，管好小门”。如此，才能够与全国除湖北以外地区疫情稳定下降的大形势相适应。在2003年的“非典”时期，当时疫情严重的北京市在最困难时也没有采取封城封路措施，而将疫情防控的重心放在了社区，也取得了疫情防控的胜利。

　　2月17日，浙江省取消了除温州以外省内高速、普通国省道、以及农村公路的卡点，同时强调要继续加强网格化管理，管好企业、社区的“小门”，率先对疫情防控思路进行调整。浙江省的思路也在为其他省份做参考： “放开大门，管好小门”是否是实现统筹兼顾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目标的正确方向。

      （作者是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课题组执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