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还没从杭州“7·5”、长沙“7·11”两地的公交车人为纵火案惊魂之中缓过神来，7月15日，广州再次发生类似的案件。3起公交车燃烧案，场面惊人地相似。如果不是犯罪嫌疑人相继水落石出，它完全就像出自同一个犯罪分子之手。因此，人们不免会想到作案手段的模仿效应。

　　从去年制造厦门公交燃烧案的陈水总起，舆论就一直呈现出一种角力和扭曲的态势。一方面对逝者寄予同情，一方面对制造公交暴力事件的犯罪分子，从没放过任何一个可以用来煽情的细节。一些“无悲剧不制度”的网络名人，更是在每次悲剧面前像打了鸡血一样，他们看上去是闻悲则怒，实际上是逢悲必骂体制，似乎犯罪之恶，都是制度之恶。

　　对接二连三的同类暴力犯罪扎堆出现的同情，其实是一种舆论暴力，一个制造无辜生命悲剧的犯罪分子，其个人的悲情与公共的悲剧相比，谁轻谁重？舆论倘若对于犯罪心理、犯罪动机、犯罪细节事无巨细地加以渲染并且寄予同情，那些本想犯罪的人们，就很可能会更加放大自己的悲情心理，并且像鼓了劲似地走到前仆后继的同一条犯罪道路上去。

　　我们可能难以控制犯罪分子心理的变态，但影响社会犯罪心理的舆论和媒体，万万不能靠此“博眼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