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龄30年的甘肃省宕昌县乡村代课老师王世明，因为从1989年开始出远门打工过4年，中断了教龄，至今没有转正，“可能永远也转不了正了”。去年，王世明被评为“最美乡村教师”，可除了带回一块铜色的奖牌外，他的生活并没有多大的变化，工资条上还是雷打不动的400元。（7月23日《中国青年报》）

　　从声望上看，“最美乡村教师”在社会评价体系中占据了较高的位置；从财富上看，每月400元的工资是不折不扣的低收入者，在经济分层中处于底端位置。解读“最美乡村教师”，不仅要看到为人师者的责任和担当，也要看到在美好标签的背后，代课教师所承载的无奈、艰辛、委屈和痛苦。

　　和其他弱势群体一样，代课教师在身份、待遇、发展空间、社会认同等方面承受了太多的“痛点”；代课教师的命运，真实而残酷。尽管王世明没有得到作为一名教师最基本的体面和尊严，他却依然用代课教师的身份坚守在教学一线。尽管自己的人生缺乏光亮和希望，王世明却始终坚守在乡村学校，支撑着寒门子弟的读书梦。

　　对于偏远落后的乡村来说，每一个学校，都是一堆火；每一个代课教师，都是一盏灯。尽管清退代课教师是必然趋势，但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能否走出“制度至上”的误区，避免人性中庸常的恶，依然考验着全社会对代课教师的态度。事实上，制度刚性并不等同于“一刀切”，在程序正义的前提下，对一些弱势群体和极端情形给予一定的倾斜与关照，不仅没有破坏制度，反而增加了制度的使用价值。

　　爱尔兰作家萧伯纳有一句名言，“希望世界在我去世的时候，要比我出生的时候好”。作为代课教师生存状态的一个缩影，“最美乡村教师”悲苦的人生迫切需要制度护佑和人文关怀。让代课教师过上更加体面和尊严的生活，是全社会不可回避的共同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