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下两套房产，一套集资建房，一套商品房，均在防城港巿。月收入5872元。爱人在三甲医院工作。有家庭轿车一辆”，据媒体报道，晒出这条信息的网友，微博认证身份是“广西防城港市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何文凯。应当说，那更多是一时意气下的冲动表达：在看到一则冒知名主持人梁文道之名发起的“二十万悬赏清官”帖后，本就在微博上颇为活跃的现职官员何文凯，几句“求人肉”的转评几小时获得数百万阅读量，当事人一夜之间成为新闻人物。

　　 这一事出凑巧的插曲，在各方参与人士视角中，或许会有不同的理解。很难说那则冒名发出的“二十万悬赏”帖有多少恶意，而且至今也无迹可循，但之所以引来众多网友传播，也多少反馈出网友群体对官员清廉状况的某种不乐观。而这种并没有多少数据支撑的盲目悲观，却是不容忽视，且亟须得到回应的。检察官何文凯的“回击”引来更密集的围观，公众心理中有好奇，可能多少也有些不敢相信。

　　 有官员晒财产，而且可以公开宣称自己清廉，经得起网友人肉，这一举动的标本意义，与在各地渐次推进、许久都杳无音讯的官员财产公示试点形成某种呼应。官员群体的廉洁状况究竟如何，这个问题一直都有这样那样的估计，却一直都无法看到有说服力的权威数据、调查与信息公开。

　　 事实上，也正是如前所述的各种民间估计，由于所依凭的主要素材多是个案式官员贪腐案件的新闻报道，各种窝案、各种前“腐”后继、各种大老虎，确实可能会在感官上给公众一种官场不堪、整体溃败的模糊印象。但越是在这种状况下，就越需要在官员财产公示问题上有制度化的进展。个案式、偶发性的官员个体迎击财产追问，不仅给公众以“官场一缕清风”的安慰，同样也让制度再造与规则确立有更扎实、可见的支持力。

　　 2011年中国社科院《法治蓝皮书》的数据显示，70%的公职人员认为官员财产应当公开，对此持赞同态度的厅局级官员比例，更是高达91.3%，这同样很能说明问题。个案式的官员晒财产，可贵，但同样也会面临非常大的压力，不仅有同僚的非议，甚至有社会上的质疑“八项规定出来以前，和其他地方的官场一样，他曾在迎来送往之间，接受并赠送过土特产”，检察官何文凯“的确算不得清官”，但官员个体有勇气坦承对某种官场环境的无力，本身也算是一种抵抗。

　　 近来山西官场的大地震引来对该地“政治生态”的追问与反思。所谓“政治生态”出了问题，又何止某一个地方？各种迎来送往、礼尚往来，这种被异化的权力环境，需要制度化的架构梳理与再造，才能换来改良和改观的可能。能公开站出来晒财产，这样的官员难得且可贵，但要让这样的人在官场站得住、不孤单，却有赖于官场大环境以及政治生态的革故鼎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