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顶商人”，通俗点讲就是体制内的官员，同时又以商人的身份出现，兼具公务员和商人两个角色的人。

　　“红顶商人”，说白了，就是“官商”。其称谓来自于清朝，因为清朝官员的朝官的帽顶一般是红色的圆锥样，清朝最著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就曾官居从二品。

　　如果说“红顶商人”在清朝时期还是屈指可数的话，在当代就举不胜举了。虽然屡经清理，但遗留下来的“红顶商人”还是数目惊人：据新华社引述最新数据显示，自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共排查出党政干部在企业兼职近8万人次，完成清理约5.5万人次。仅吉林省就有三名原副省长，违规担任金融机构董事长。

　　如此众多的党政干部何以热衷到企业兼职？其中显然包含着非常精明的算计——一方面，官员依靠兼职可以从企业那里拿到丰厚的回报，另一方面，企业因为权力砝码的加入更有利于在市场竞争中胜出。对企业和在企业兼职的官员来说，他们的结合可谓强强联手，收获了双赢。

　　这种“一手抓钱，一手抓权”的“红顶商人”生存模式可谓妙处无穷——既可权钱双收，又能进退自如。按照老百姓的话说：天底下的好事全被他们占了。

　　“红顶商人”泛滥，不仅造就了大面积的腐败，更要命的是，造成了市场经济竞争秩序的失范失序。试想，布衣商人与“红顶商人”同场竞标，根本就不在一个平台上，还何谈公平正义？至于全面深化改革，让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作用，如果继续任凭“红顶商人”为所欲为，那就更像是痴人说梦了。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组部于2013年10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其中明确规定“现职和不担任现职但未办理退（离）休手续的党政领导干部不得在企业兼职（任职）”，并按照相关规定发起了清理违规兼职的行动。

　　通过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将大部分“两栖官商”清理出列，按理说不是一件特困难的事，但如果只是人离了队，原有的体制机制不变，“红顶商人”依存的权力资本土壤就不会有实质性的变革，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基本公平原则将依然遥遥无期。

　　说一千，道一万，“红顶商人”明明知道顶着官帽到企业里捞钱是违规的，但乐此不疲，是因为权力和金钱之间有一套利益输送机制。企业需要官员的权力为其谋利，官员需要企业的年金以壮大腰包。

　　就像风助火势、火仗风威一样，权力和资本的无缝对接就必然导致“官商”的肆无忌惮，从而最终将市场的公平性焚烧殆尽。“官僚资本主义”的覆辙犹在昨日，此等镜鉴如果不刻骨铭心，对改革的损害无疑是致命的。

　　扫荡权力和资本的利益输送机制，当然需要秋风扫落叶般的气魄，也需要细密的制度笼子，将官员们“闲不住的手”牢牢地锁在笼子里。该归政府的归政府，该归市场的归市场。让官员安心当好裁判，让企业家专心当好运动员。对于敢吹“黑哨”的裁判，一律严刑峻法伺候。严密的制度，刚性的执行，全面深化改革的要义，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