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专题讨论依法治国的问题。依法治国就是各个领域的依法治理，而劳动领域法制相对“年轻”，法治需要法制健全。法制健全的一个含义，就是对矛盾的解决有明确的、畅通的、有效的渠道，且尽可能减少对法律法规条款理解的模糊地带。

　　前些天，某报登载了一篇题为《缴纳社保费争议不属于劳动争议》的文章，举例某劳动者要求用人单位补缴社保费，被劳动争议仲裁委、法院驳回，原因是补缴社保费不是劳动争议。

　　对于职工与用人单位发生的社会保险缴费的争议是不是劳动争议，近年来存在不少争论。认定缴纳社保费的争议不是劳动争议，依据的理由是《劳动法》《社会保险费征收暂行办法》《社会保险法》等规定，处理用人单位不缴社保费的问题归社保机构。因此，职工同用人单位发生的社保缴费争议不是劳动争议。只是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1条的规定，社保“待遇”落实时产生的争议，才公认是劳动争议。

　　笔者认为，社保缴费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产生的争议，应当属于劳动争议。理由是社保缴费发生在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的基础上，是用人单位应对劳动者承担的义务。《劳动合同法》规定，参加职工社会保险是劳动者的权益，劳动者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有权依法申请仲裁、提起诉讼。《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规定的6条劳动争议，就包括“社会保险”发生的争议。虽然职工社保缴费涉及政府社保费征收机构，政府机构不能是劳动争议的一方，可既然社保“待遇”的争议是劳动争议，而用人单位的社保缴费必然会影响到日后职工享有的社保“待遇”，所以社保缴费争议，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劳动争议”。

　　把社保缴费排除在劳动争议之外，不利于职工监督和及时纠正用人单位社保缴费存在的问题。由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职工社保碎片化，使职工参加社保不积极，且社保的“实惠”是在日后而不是“现在”，令工作流动性大的职工反对参加社保，而用人单位本身更无参加社保的积极性。因此，企业因少缴或不缴社保费，同劳动者发生的争议不多。但随着职工社保统筹逐渐消除“碎片化”，以及职工维权意识加强，近年来发生的社保争议多了起来。

　　2010年9月，海南台太木业200名工人要求公司办社保而停工；2011年11月，深圳黛丽斯员工集体停工，有一项诉求是公司补缴社保费；2012年8月，海口大富隆酒店工人停工，有90名员工要求补办社保；2013年4月，贵州铜仁数百名环卫工人停工，要求补缴养老保险；2013年5月，深圳龙岗日荣厂600人停工，抗议工厂未给大部分员工买社保以及住房公积金……2014年发生的工人因用人单位社保费欠缴或少缴而停工事件频发，仅广东一地，八九个月时间发生的员工停工事件至少在6起以上。影响最大的是4月发生在裕元鞋厂，几千名员工因质疑厂方以临时工标准为工作10多年的员工购买社保等欺瞒行为采取的停工抗议。

　　为什么职工会以停工的激烈方式争取社保权益？因为劳动者虽有举报权利，但社保机构不积极责令企业改正，而默认用人单位少缴或不缴社保费的行为，导致职工没有更多的途径维权。因为社保缴费不属于劳动争议，不存在调解和判决的强制执行问题，而社保机构要求用人单位补缴职工社保费最多以两年为限。所以，当职工为避免权益的损失，就采取激烈的方式——停工抗议。当发生这种纠纷时，是以劳动争议还是以民事纠纷，或是行政复议哪个方式去处理纠纷更好，成了法治的问题。

　　法治，不健全法制就会遇到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