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全国一次性减少13万余个议事协调机构，仅湖南就减少1.3万余个，江苏、内蒙古分别减少8472个和8081个。“协调机构”命名五花八门——领导小组、协调小组、委员会、指挥部、办公室；时间自主掌控——常设型、阶段型、临时型；涵盖行业广泛——足疗保健、铲除豚草、西瓜办、馒头办、生猪办……“协调机构”过多过滥的背后，是对“机构法定”原则的淡漠。

　　议事“协调机构”，是指为完成某项特殊性或临时性任务而设立的跨部门合作、协作机构，其曾用名为“非常设机构”。为何要设立“协调机构”？一方面是因为，面对重要而棘手的临时性任务或突发性事件，其工作职责一时难以分解到单一机构，需要更多机构“联合攻关”，甚至需要更高级别的领导“挂帅协调”，才能有效完成；另一方面，则是出于提高各职能部门重视程度，防止各职能部门互相推诿，而把大家“捆绑”在了一起。

　　由此可见，设立“协调机构”的终极目的，是为减少层级、协同作战、提高效率。

　　然而，当设立“协调机构”成为应对临时性任务、突发性事件的“万能钥匙”时，当设立“协调机构”成为突显“领导重视”的“样板戏”时，当“协调机构”越设越多，以致领导都不知道他们“挂帅”了多少“协调机构”时，“协调机构”也就严重走样了。最常见的两种情形是，“协调机构”成了“纸上机构”，只知道干开会发文的事：“协调机构”成了“空壳机构”，长期“沉睡不醒”，领导换了一届又一届也不终结其使命。

　　尤需诟病的，一是一些“协调机构”照样成为“推诿机构”。一些跨部门事务貌似几个部门都在管，实则几个部门都不管，尤其是在没有更高级别的领导“挂帅”的情况下，“协调机构”的多头管理往往可能沦为“多不管理”，降低行政效率。正如“九龙治水水不治”。二是一些“协调机构”纯属因人造事、因人设岗，人浮于事。比如有的“协调机构”在整个机构下面又分设几个协调小组，组长、常务副组长、副组长等一干人赫然在列。

　　所有这些，都使得一些“协调机构”几乎成了“懒政机构”、浪费纳税人钱财的机构。有的“协调机构”，比如某些地方的“推广足疗保健工作领导小组”、西瓜办、馒头办、生猪办等，还成了谋取利益的“创收机构”——以“协调机构”的名义下发文件，乱摊派、乱收费、乱罚款。故而，在简政放权政策全面推开的今天，必须精简“协调机构”，整治滥设“协调机构”的乱象。

　　当然，砍掉一些“协调机构”或许容易，但会否“按下葫芦浮起瓢”则难说。砍掉13万余个“协调机构”只是第一步，最要紧的是建章立制，从制度上控制“协调机构”的总量，比如同一领导挂帅的“协调机构”不能超过多少，省市县（区）各级“协调机构”不能超过多少；从制度上明确“协调机构”的职责权限、存在时限、社会监督渠道，以解决其运行混乱、职责不清、民众难监督等问题。若不能从制度上制约，“协调机构”会陷入“清理后再出现，出现后再清理”的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