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7日，湖南华容县公捕公判大会在东山镇召开。会上，16名犯罪嫌疑人分别被公开拘留或公开逮捕，8名犯罪分子被公开宣判。县四大家分管领导和公、检、法、司“四长”出席会议，5000多人观看了公判活动。

　　习惯于搞“公捕公判”的地区，用百度搜索即可发现：“陕西洛南金店抢劫案告破嫌犯被绑游街”、“咸阳少年犯被押解进校向3000学生示众说法”、“铜川开公处大会围观人群扔鸡蛋砸疑犯”、“安康挂牌公处17村民小学生被组织观看”、“安康9人因农田被毁聚众堵路遭挂牌公处”、“汉中举行公开处理大会武警官兵全程警戒”、“陕西14名民工涉嫌暴力袭警被公开处理”、“府谷将杀人嫌疑人‘挂牌游街示众’”等内容。

　　而对“公捕公判”热情度难分伯仲的无疑是湖南省。百度搜索显示：“湖南衡阳举行万人公捕公判大会”、“湖南永兴打黑除恶公捕公判80人上万群众观看”、“湖南耒阳公捕公判20名嫌疑人2人被执行死刑”、“湖南娄底召开公捕公判大会，引来6千人观看”、“湘潭召开公捕公判大会3名罪犯押赴刑场执行枪决”等。

　　近几年，笔者不断撰文抨击各地政法机关组织的“公捕公判”行为，其依据主要有两项：一项是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早在1992年联合下发的《关于依法文明管理看守所在押人犯的通知》规定：严禁将死刑罪犯游街示众。对其他已决犯、未决犯和其他违法人员也一律不准游街示众或变相游街示众。

　　另一项是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规定：囚犯被送入或移出监所时，应尽量避免公众耳目，并应采取保安措施，使他们不受任何形式的侮辱、好奇的注视或宣传。

　　应该说，华容县此次举行的“公捕、公判”大会，只是该县政法系统无视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规定，无视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的“一贯性做法”。

　　从报道内容看，有16名犯罪嫌疑人分别被公开拘留或公开逮捕，但这些人最终有的可能不需要经过审判甚至不会被起诉，就可以恢复自由身；有的或被“无罪释放”，政府还得支付行政赔偿，因此这么做显然不合适。即使那“8名犯罪分子被公开宣判”，但这个判决结果也并非在此时发生法律效力，因为法律给了他们“提起上诉”的时限。如果他们在法定的期限不上诉，也是期满判决才生效；如果他们在法定的期限内上诉，则一审判决并不生效，只能由二审“说了算”。也就是说，在这8人当中，理论上也有出现二审“无罪释放”的可能。

　　如果有人连“罪犯”都不是，最终被“无罪释放”，此时在台上遭受凌辱，事后又情何以堪？这类野蛮的司法手段，是文明社会绝不该允许的。

　　从画面上看，这些人的胸前还挂着一个“大牌子”，这不禁刺疼了我的“文革”记忆：几个平时和蔼可亲的同乡长辈，被乡里乡亲的“红棍队”成员五花大绑地押往台上，胸前挂着个大牌子，上面写着“现行反革命某某某”。唯一的区别，就是他们的名字上都有一个“红色的叉叉”，只是现在没有了。

　　而此类闹剧，在全国范围内也都曾经发生过。

　　毫无疑问，该县四大家分管领导和公、检、法、司“四长”无疑统统是法盲。而由这样一个法盲集体来维护社会治安，就让我实在无法相信湖南省某领导公开宣布的“湖南民主法治实现程度达到了96.6%”。

　　“挂牌公处”、“以身说法”这类在“文革”期间被广泛使用、意在故意侮辱当事人人格的处理方式，竟然在“文革”结束30多年之后还被屡屡使用，令人震惊！而这些丑剧竟由司法机关一手主导，尤其是华容县此次公捕公判大会，这也折射出中国“依法治国”的道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