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媒体称我国社会保险费率全球第一，缴费以社会平均工资为基数连年上涨，成为企业和个人的负担。人社部官员表示，今后，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方向，社保费率将适时适当下调，以有效平衡国家、单位和个人的负担。

　　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适时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的决定即将化为现实，消息虽然来得有点迟，但还是令人振奋。根据清华大学教授白重恩的测算，中国五项社会保险法定缴费之和相当于工资水平的40%，有的地区甚至达到50%.社保费率远高于国际普遍水平，已成众矢之的，加上时不时传出社保基金空转消息，双向夹击更加剧了公众的社保焦虑。

　　社保费率高位运行意味着什么？对企业来说，高费率增加了企业经营压力，减弱了企业活力，尤其是一些使用外来务工人员较多的建筑业、制造业、服务业；恶化投资环境，损害企业竞争力，影响对国际资本和国内资本的吸引力；缺乏制度吸引力，导致企业参保积极性不高，拉升社保违法现象；企业经营困难，对社会就业、经济发展构成不利影响。对个人而言，社保费率偏高，直接影响公众收入，从而影响消费指数。投资不足、内需不足，在出口低迷的情形下，国家经济发展前景不容乐观。因此，下调社保费率，无论对个人、企业还是国家的长远利益，都是一个重大利好。

　　问题是，钱从哪里来？这是公众听到社保费率下调之后短暂兴奋之后的后续反应。社保基金池子只有三股水，个人、企业、财政。假如个人缴费率暂时不动，减少企业支出，则只能指望财政有更大担当。有数据表明，发达国家社会保障往往占到财政支出的40%以上，新兴国家多在20%至30%之间。中国的财政支出用于社会保障部分的比例只有11%左右。单纯从数据来说，我国财政在这方面还有巨大上升空间。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样一个现实，我们的财政长期以来属于“建设财政”、“吃饭财政”。财政的一大部分需要用于投资、建设，刺激经济。各种公务机关维持自身运转，更需要一大笔钱。

　　要让财政为社保托底，提供长期的、有效的保障，必须从以财政制度为中心的一系列制度改革上着力：一是尽快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严格规范和界定各级财政在社保投入中的责任和义务，确保财政对社会保障事业的足额投入；二是适当转变财政投资方向，从直接投资刺激经济更多转向社会保障；三是拓展社保基金的资金来源，譬如从国企红利、土地出让收益等；四是进行机构改革，降低“三公”等行政经费支出，省下更多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