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讨薪是一场无人想看的悲剧，但这样的悲剧却在每年的年关照旧上演。

　　“河南农民工因讨薪命丧太原派出所”事件尚未平息，河北冀州一名14岁女中学生讨薪现场坠楼身亡再次引起舆论关注。一件件因讨薪引发的命案让人悲愤不已，血案背后法律维权途径的缺失更引人深思。

　　农民工为何不选择法律维权，却采取极端手段，难道他们不知道生命对每个人来说都只有一次？非也，是法路不通，他们才会选择上危险的高楼讨薪；是法路坎坷，他们才会选择用极端的方式轻生。

　　法律维权之路究竟有多坎坷？从下面的这个案例就可见一斑。

　　2011年11月份起，重庆农民工刘仲凡为拿到被拖欠的13057元工钱，一共走了8个程序，出庭了20余次，经历了939天，才最终将工钱拿到。虽然最终讨薪成功，但其间辛酸，以及为讨薪花费的成本，远远超过了所拿到的工钱。

　　正常情况下，一个讨薪的农民工法律维权将走完这些程序：先到劳动部门申请调解，调解不成，再到劳动仲裁部门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且仲裁是诉讼的前置程序。由于拖欠工资者往往将程序走完，这意味着少则一年半载，多则三年两载，导致很多农民工长期奔走在讨薪的路上。

　　农民工法律讨薪的道路有多艰难，他们极端方式讨薪的悲剧就有多频繁。

　　当务之急，是为农民工讨薪开辟一条便捷的法律通道，让农民工少走弯路，少费时间，少花成本。这条便捷之路如何打造？一些法律专家建议，将目前的“一裁两审”程序简化成“或裁或审”程序，并且对农民工讨薪案件开辟“绿色通道”。

　　程序简化的同时，还应保障讨薪农民工求助有“门”。眼下，能为农民工讨薪提供帮助的公益诉讼机构少之又少，部分颇有成效的公益诉讼机构又因得不到政府的有力支持，最后也无以为继。对政府来说，社会只是少了一个公益机构；但对无数农民工来说，却是少了一扇通往法治的大门，甚至是少了一条继续生存的道路。

　　当前，我国正沿着法治的轨道大步向前。在依法治国的宏伟背景下，每一起极端讨薪案例都是社会的污点。能否从根本上破解农民工讨薪的困境，不但考验着依法治国的成色，也考验着依法治国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