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起人间悲剧！贵州毕节市发布消息称，毕节七星关区田坎乡4名儿童在家中疑似农药中毒，经抢救无效死亡。4名儿童均为留守儿童，年龄最小的5岁，最大的13岁。

　　4名儿童到底是怎么死的，问题出在哪儿，还有待当地公安机关调查。有人转述的情境是这样的：4个孩子因没有生活费辍学在家，家里唯一的食物是去年的玉米。平时，孩子们将玉米磨成玉米面，不用筛子筛干净，就凑合吃了，“因为太穷了”。你能想象到吗？孩子们生前那苍白的容颜、饥饿的表情以及无助的眼神。在那些“近乎被遗弃”的日子里，他们会不会在夜里想爸爸、喊妈妈？

　　如果说，毕节4名留守儿童之死属于极端案例，不具备普遍性。可监护不力、缺乏抚慰、疏于照顾，或轻或重的出现自卑、焦虑、暴躁等心理问题，却是留守儿童面临的普遍问题。不同机构的研究报告提出同一个严肃问题：2000多万留守儿童的生存现状堪忧。

　　国家的发展有其阶段性。中国要走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之路，符合发展需要，大多数人并不反对。问题是，发展必须忠诚于发展的目的，不论走多远也不能忘了为什么出发。城镇化是为了让人们过得更好，而不是要拆散家庭、留下隐忧、制造悲怆。GDP靠冲刺可以拔高、城镇化率靠任务摊派能够加速、乡村学校撤点并校用政令可以迅速完成，问题是，你可曾想过，你跑得这么快，农民能跟得上吗？孩子能追得上吗？

　　能量是守恒的，某种意义上说，社会的财富、资源也是一定的。如果非要在高歌猛进的城镇化和“孩子生存品质的相对提升”之间作一抉择，大多数人可能会义无反顾地选择后者。

　　我常想，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提升进城务工家庭的生存品质、不能做到让大多数农民工子女随迁接受教育、不能保证让乡村儿童避免出现群体性的身心健康问题，我们“跨越式发展”的步子是不是就该放慢一些？如果我们的城市还不足以给进城务工家庭以足够的资源、不能让孩子享受城市的温馨，我们对乡村的社会保障、政府救济、教育投入、基础建设就不能削减，城市对农村的鲸吞就应该放缓。

　　“任何时候，身体和灵魂都应同步抵达。”毕节留守儿童之死拷问的不仅仅是当地政府的社会救济责任，更是我们这个国家城镇化的品质、我们这个社会的情感和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