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义丢孩子、通州孩子被抢、母亲为保护孩子被捅了一刀、房山千余外地人抢小孩摘器官、朝阳小区内叫卖小贩专门偷小孩……近期，有关北京各区县小孩被偷、被抢的消息屡屡刷爆微信朋友圈。

　　这些信息时间、地点、人物各要素齐备，并且都声明已是被警方证实的真实案例。随后，警方只能出来一次次地辟谣。为何“抢孩子”谣言会频现？抢孩子谣言的发布者究竟是谁？北京青年报记者对此调查发现，此类谣言的背后始作俑者居然是一批网络营销公司，个别营销人员利用造谣吸引粉丝，居然月收入可达20万元。

　　截至2015年第一季度末，微信每月活跃用户已达到5.49亿，各品牌的微信公众账号总数已经超过800万个，微信支付用户则达到了4亿左右。毫不夸张的说，微信已经成为我国居民第一号的“自媒体”。微信朋友圈也被微友亲切称为“无所不能的朋友圈”。

　　万能的朋友圈给用户带来了巨大的方便，也显示了“无所不能”的神通，这一切自然也被一些居心叵测的无良商家看在眼里。利用朋友圈的渠道，通过造谣生事增加传阅量，以此吸引眼球促进营销，也就成为一本万利的买卖。

　　谣言，越是耸人听闻自然就越有冲击力，所以，近期微信朋友圈里造谣的邪恶程度也在不断升级。“警惕 ！紧急通知！紧急求助！注意了！中国人注意了！央视曝光！太可怕了！太重要了！快转出去！千万不要！一定要看！”朋友圈里类似字眼的信息也就泛滥成灾了。

　　最让人的神经受刺激的是，利用“丢孩子”、“抢孩子”这样直接击穿人心脏的谣言牟取点击量的招数。 6月17日，天津一个公众号发布微信《天津抢孩子高发地点！为了孩子，一定要牢牢记住！》，仅在一日之后，天津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天津”发布消息称，对发布谣言微信的公众号责任编辑曾某某，依法予以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

　　恶性的微信谣言之所以如滔滔洪水，究其根本，还是社会和法制尚未构筑住稳固的堤防——造谣营销成本低，查究难度大，对危害程度难以准确评估，这些都是阻碍惩治的客观障碍。

　　应该承认，治理朋友圈的谣言，现在尚无“万全之策”，但对于恶性的危害公众安全的谣言制造者，司法部门也并非毫无办法——去年9月，最高法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将编造恐怖信息，传播或者放任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情形，认定为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两高”出台的另一部司法解释，则将中伤他人的网络信息与诽谤罪勾连起来。而对于谎报险情、疫情、警情等谣言，《治理管理处罚法》也有相关处罚规定。网警部门相关负责人也曾表示，微信也是网上的一个公共场所，虽然对象是特定人群，但如果在公共场所传播谣言、虚假信息，自己未经核实，也是属于违法的。在主观意识上能判断该消息是谣言或者是虚假信息，不管是原创还是转发，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针对微信朋友圈恶性谣言巨大的杀伤力，看来仅仅靠温良恭让的训诫作用有限。如果听任微信谣言频频刺穿社会的伦理底线，就会造成全社会的失信和失范。“狼来了”的寓言故事就会演变成为真实版的恐怖世界。因此，立法部门应当尽早立规矩，对于那些以造谣为营销手段的牟利者，当以重罪论处，对于以传谣博取眼球的个别“风头主义者”，应当纳入社会失信的黑名单，让公众对其劣迹有所警惕。凡是多次造谣并不听警戒者，可考虑停止其通讯服务。

　　乱世须用重典。打击微信传谣和通讯诈骗，就是要提高违法者的失信成本，让其不但不能获利，还将付出身败名裂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