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扶人被讹以及肇事者冒充好心人的事件屡屡发生，成为社会热点。这极大消耗了社会的诚信资源，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有统计表明，今年10月前的149起因扶人引发争议的案件，80%左右的案件真相最终被查明。其中冒充好人的撞人者32例，诬陷扶人者84例。可是讹诈处罚率基本为零。（10月16日《人民日报》）

　　从心理学讲，很多行为的发生，其实是瞬间的产物。那些选择讹诈的人，在平时未必就一定面目可憎。不排除瞬息之间，他们依据日常判断，认为讹诈不要紧，即便发现了也不会出现“更差的结果”，于是选择了讹诈。反之，如果在现实生活中，每一起讹诈，都会面临法律和道德的双重惩罚。由此形成的道德想象，就会成为“条件反射”，促使他们作出正确的选择。

　　正是在这一点上，让人倍感遗憾。据统计，84起被扶者恩将仇报案例，仅有1例受到了扣留处罚，但因违法人员已满70周岁，依法决定不予执行；32起肇事者冒充好人的案件，没有对冒充好人的行为进行处罚。换而言之，讹也就讹了，反正又没有损失，如果讹诈成功，还能得到不少好处。

　　或许有人会讲，不是还有道德谴责吗？确实，几乎每次“扶不起”事件发生后，舆论都对讹诈者予以了强烈谴责。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产物，都活在别人的视线中，道德谴责的力量不容小觑。但是，永远不能否认有些没有道德底线的人，他们“不怕人云”，“死猪不怕开水烫”。道德有时就是一张纸，最大的价值在于未捅破前，真要捅破了也就会面临无知无耻无畏的尴尬。而且，道德谴责有着自发性质，甚至有时是情绪化的选择性的。在法治社会，更应该强调法治和制度的惩罚。

　　道德是奖出来的，道德也是罚出来的。没有一片雪花会认为自己造成了雪崩，没有一滴水会认为自己造成了洪灾。讹诈不受惩罚，等于变相纵容。正如一首歌唱的，“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法律的温柔，客观上起到了“孵化器”的作用。因此，在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同时，还应该运用法治和制度的力量，让讹诈者不敢讹，让讹人者寸步难行。不管是谁，只要讹诈了，必须受到法律和制度的双重惩罚。

　　有必要指出，这里讲的讹诈，其实指向两种人。一种是“诈撞”，明明是自己摔倒的，却诬陷是别人甚至搀扶的人撞倒的；还有一种是“诈扶”，明明是自己碰倒了别人，却冒充好人欺骗舆论。就现实而言，相对于“诈撞”，对“诈扶”的认识远远不到位。“扶不起”之所以绑架了公共议题，与“诈扶”的人一再装可怜、骗同情，有着很大关系。而“诈扶”的人，不仅没有受到法律和制度的惩罚，甚至在舆论场也没有得到应有谴责。他们就像一头闯入村庄的野兽，作了一番恶后却飘然而去。甚至还留下一地传说，蒙骗很多不明真相的人。

　　于道德建设而言，奖和罚犹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轮，“一个都不能少”。如果没有必要的惩罚，那么讹诈就会一再出现，一锯子一锯子地削弱着道德的力量。“诈撞诈扶”都应该寸步难行。当前，应该探索和建立对讹诈的处罚机制，形成不敢讹、不能讹、不会讹的良好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