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治雾霾污染还需要时间，而提高城市在雾霾污染下的应急管理水平，则是刻不容缓

    高速公路临时关闭、机场延飞甚至取消航班、学校停止户外早操、扬尘工地紧急停工……严重雾霾笼罩之下，人们生产生活受到很大影响，城市的运行管理也面临严峻挑战。

    日益严重的雾霾天，使得全国20多个省份的100多个城市空气质量达到重污染情况，京津冀、长三角重污染区已连成一片。如此严重的雾霾危机，对许多城市来说都是首次遭遇。中央气象台橙色霾预警，很多地方气象部门也首次发布了橙色甚至红色预警。

    这么高级别的预警，对很多地方尚属首次，相关的应急机制更是存在不少薄弱甚至空白点。比如，面对严重雾霾天，有的学校自己查询相关信息决定停止户外活动，有的学校则仍让老师带着学生在操场上做操玩耍；有的城市向所有公众提示户外活动的风险，或者临时停驶部分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公务用车，有的城市则显得“动作迟缓”甚至没有反应……

    学校老师说，雾霾天要不要停止户外活动甚至停课，不知道该参照什么标准，“很纠结”。南方一些城市市民觉得，针对雾霾灾害什么样的信息都有，但缺乏权威的解释和引导，有关部门能否像预报天气一样对雾霾多一些预报或实时数据，而不是事后的通报？一些人还注意到，同样是雾霾监测和预警，气象部门和环保部门的通报信息内容又有区别，客观上也容易形成新的疑惑。

    常态化的雾霾污染，很大程度上是“人祸”，但根治还需要时间，而提高城市在雾霾污染下的应急管理水平，则是刻不容缓。

    部门“壁垒”需要进一步打破。比如，雾霾污染分别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学校需要减少学生户外活动、停止户外活动乃至停课，扬尘工地需要如何控制乃至停止施工，环卫工人、交警等部分户外特殊岗位需要采取何种防护措施，等等这些问题，除教育、气象、环保、建设、交通等部门自身积极作为外，更需要各部门及时沟通、协调一致。

    而这些应急机制，不能停留在建立临时性的协调小组或联席会议上，而是需要建章立制、依法依规，并配套严格的考核、督办和问责措施。

    信息发布需要及时畅通。雾霾“突袭”，而相关的文件“仍在路上”——这样的情况需要避免。随着雾霾天气的常态化，政府内部和对外的信息传播都需要创新手段、提高时效，政府的短信平台、官网、微博、微信等信息渠道需要彻底激活甚至发挥“主渠道”作用。

    全社会的“自我管理”需要增强。应对雾霾污染，与其一味抱怨，不如实实在在做一点事。比如企业自身降低能耗和排放，商务和个人出行更多转向公共交通，社会组织参与进行相应的科普、动员和培训等。

京津冀“驱污”应从环京津“治贫”始

    应从建设区域经济一体化着眼，真正发挥京津的龙头带动作用

    前几天，雾霾席卷大半个中国，京津冀也在重污染之列。其实，京津冀地区近年来持续恶化的环境污染，已广为社会各界诟病。中央和地方政府均已制定相关措施，筹划综合治理。但沉疴久矣，根本性的治理非朝夕所能见效。走出北京城区几十公里，就可看到河北区域内的许多乡村破败不堪，有些村落甚至贫困凋零。我认为解决京津冀的环境污染问题，必须与环京津贫困带的命题同时破解。

    环京津贫困带的新闻，已多次见诸报端。几年前有资料说，环绕京津尚有3798个贫困村，272万贫困人口。这实在不是个小数字，它和这两座城市的现代繁荣反差确实很大。

    社科院公布的《中国区域发展蓝皮书》称，按照国家发展规划，要建设“新兴城市群”，即指在一定距离内可以频繁往返进行商务活动、由一个或若干特大城市为龙头，众多中小城市协调分布，由农田、林地等特色空间相隔离，通过便捷交通走廊相连接的一种城市空间形态，这是支撑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域。京津冀地区，应该符合这一规划。

    北京作为超级大都市，发挥着新兴城市群的核心作用，但北京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效应却很小，甚至还形成了“空吸”现象，即资源、人才逐渐向北京过度集中。同时，环京津地区被动为京津服务，造成京津周边地区发展迟缓。比如，近年来环京津的河北廊坊、唐山、张家口、保定等地区，百万千瓦以上的大型火电厂已逾20座，大部分为京津供电所建，但电力供应趋紧时，河北还要为保北京而自我限电；在水利上，河北为保证北京用水安全在上游挡风沙，防污染，省内最大的河流还引入津城；在产品结构上，不断接收京津下游工业产品，特别是奥运会后，不少污染项目都迁往河北。

    同是区域核心城市的上海，却发挥着“长三角”地区的龙头作用，以快速发展拉动相邻的江浙地区经济发展。上海许多优势产业都在周边区域建厂，据统计，“长三角”地区生产总值是京津冀两市一省的一倍以上，“长三角”地区接待游客数量是京津冀地区的1.8倍，旅游收入是京津冀地区的3倍。专家认为，这主要是京津，特别是北京的拉动效应未能充分发挥。当然，这里也有环京津地区主动和京津接轨，自觉接受辐射和带动的问题。

    京津两大城市繁花似锦，反衬着河北贫困乡村的土房，这多么不协调。国庆期间，我到距京津分别只有一个半小时里程的唐山市驻足3日，发现这座河北省经济体量最大的城市，为京津两个城市的发展贡献愈多，与京津经济发展反差愈大，而京津为唐山的反哺愈小。

    如果京津作为中心城市的龙头作用发挥出来，将是“长三角”所不能比拟的。河北是三千万京津人口的后花园和蔬菜地，很多河北人在北京看大门、摆地摊，却常被城管所欺，因为他们的家乡还远未富庶。

    新中国建立60多年以来，京津冀的特定经济区域，被片面地赋予了特殊的政治意义，经济发展考量得不够，这或许是形成环京津贫困带的历史成因。其实，经济发展了才能更好地服务，这一点有必要“纠偏”。

    “空吸现象”必然形成周边的贫困，京津应为治理这些贫困而做些什么，是个很现实的问题。在治理京津冀环境污染的呼声中，从经济结构转型着手，建设区域经济一体化，从环保的微观放眼经济发展的宏观，是决策的一个着眼点和机遇期。（罗海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