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井底人”王秀青的生活，最近持续受到社会关注。继井被封住后，王秀青搬进的废弃岗亭也遭遇拆除。（12月8日《新京报》）

    从被媒体关注的那一刻起，王秀青已维持十多年的井下生活开始被改变，先是井被封，继而是暂时寄居的废旧岗亭被拆除。虽然很多爱心人士向王秀清表达了帮助的意愿，但对于这位将三位孩子送进学校的五旬汉子而言，一个能让其继续工作的庇护之地，仍充满不确定性。

    媒体的关注是为了改变，确切地说，是希望这样的边缘式存在能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继而得到较为体面的救济。但有关部门的反应，自始至终都是基于“怕影响不好”，而没有想过这些“井底人”将在何方渡过寒冬长夜。似乎在有关部门眼中，被社会各界关注的“井底人”，是必须尽快消除的城市“污点”。至于这群人生活该如何继续，不是他们考虑的问题。

    如果在救助理念上，城市管理者仍将城市形象和秩序优先于城市边缘群体的生活改造，那么，这样一群人注定难以得到妥善的救助。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王秀青得以谋生的擦车差事，也像他那没有阳光的井下生活一样——城管一来，收入也就没了。这何尝不是一种荒诞的隐喻：工作也好，居所也罢，他们注定只能是光鲜亮丽的城市背面不能见光的存在。

    该怎样去救助那些漂泊在城市边缘的居无所居者？这或许是一个宏大的社会命题。包括救助的常态化、立体化——从就业到居住等。但是，在治理层面，先去正视那些作为城市暗面的存在，才是一切改变的起点。

    不管这些人的身份与地位如何，他们都应该是城市的客观存在，而非挥之即去的伤疤。如果在管理者眼中，他们仅仅是不该存在的“污点”，又怎么会在治理上给予真正人性化的救助与扶持？前段时间，北京宣布在2014年前消除群租，之所以让人觉得这是要驱赶群租人，也是缘于相同原因。

    委婉一点说，封井式治理作风，只能治标；而实质上，那些被封住的井，恰恰是城市以人为本治理文化缺失的现实印记。这种思维，从桥下水泥锥，到驱逐流浪者，再到今天的井下之家被封，都得到了现实展示。

    更可怕的是，都说围观可以改变现实，可如果围观不再起作用，甚至那些基于同情心和媒体责任感而来的围观与报道，反而起到“反作用”，寒冬里的居无所居者们。又该到哪里去寻找庇护之所？

    王秀青11岁的小儿子说，“平常上下学走在路上，看到井盖时，就会想起来，我爸就是在那底下住着的。”这位孩子心声，管理者也该有所启发。由井下之民联想到的，不应该只是对于城市光鲜形象的“影响”，不应是不惮于在寒冬里施行驱赶，而是如何去照亮那些井下的城市“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