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用人单位常常提高女生录用标准，‘宁用武大郎，不选穆桂英’仍是一些单位招人用人的潜规则。”8日，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全国妇联副主席孟晓驷在发言中建议修订完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增加就业性别歧视案由，以促进就业性别平等。（3月9日南方都市报）

    就业中的性别歧视的确存在且很严重。不过，立法并不能在较短时间里有效消除就业歧视。因为我国已有法律明确规定，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劳动权利。现实生活中，仍有用人单位对女性就业设槛，原因不在于无法，而在于就业歧视具有隐蔽性。如今，除了一些特种岗位，没有哪个用人单位会明目张胆地表示不招女性。即便女性求职者遭遇就业歧视，她们也很难拿出证据投诉用人单位。

    一些单位在就业中歧视女性，实际上有两个心照不宣的原因：一是觉得单位会因女性员工请假生孩子等蒙受损失；二是一些单位先入为主地认为女性员工生产力水平较低。因此，消除就业中的性别歧视，既要个体努力，也要制度发力。研究显示，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大部分职业女性由从前只有护理、教师、文秘等几个职业可选，变成不受约束，几乎可以选择所有职业。因此，要跨过性别歧视门槛，女性首先自己要通过教育、培训等提高自己。另外，其他国家的一些措施也可借鉴。比如，瑞典法律规定，所有工作的父母每生育一个子女都享有16个月的带薪产假，费用由国家和雇主分摊；挪威夫妇休产假的费用，也由国家承担。类似举措，可以解除用人单位尤其是民企的后顾之忧。

    法律、制度和个人共同发力，“宁用武大郎，不选穆桂英”的就业歧视才能得到缓解乃至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