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怀申 漫画

    3月5日，在全国政协科技界别的小组讨论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公司董事长王小康说：“河北赫赫有名的‘红豆汤事件’，70家企业都有问题，总计罚款平均下来，每家不到8万。”王小康曾开玩笑说，某个省份对计划生育超生的家庭罚款80万，可我们的企业违法排污，罚款还不到8万元。（3月6日《中国青年报》）

    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都是国策，然而在对待违法行为的处理上，却存在很大的差距。虽然8万元和80万元之比只是一个极端的案例，但环境违法处罚普遍偏低却是不争的事实。现有环境法律法规偏软，可操作性不强，对违法企业的处罚额度过低，“违法成本低、执法成本高、守法成本高”的问题十分突出，以2011年“哈药门”为例，对于何时能够异地建厂，哈药总厂曾表示会因投资巨大导致企业亏损，希望政府给予政策支持。据悉，该集团年广告预算超过5亿元，而环保预算仅为1960万元，两者之间相差25倍。

    没有“将违法行为罚得倾家荡产”的违法成本，那么违法和守法之间就会出现倒置。甘肃省一化工企业负责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年产1000万吨的水泥厂，如果投运减少大气污染物排放的脱硝设备，每年将增加成本超过5000万元，但停用1天就能省几十万元；即便被环保部门查处，最多也只是被罚款20万元。因此，有的企业宁交罚款、排污费，也不去治理。

    如果再加上地方保护主义下的不作为，环境污染的实际情况比想像中还要严重，从而也导致从大气到水质再到土壤的全面恶化。对计生违法尚可罚款80万元，而环境违法平均下来才8万元，不是说计生罚款太高，而是环境违法成本太低，低得连计生违法都不如。假若“守法不如违法”，就会导致“劣币驱逐良币”，并最终形成“比坏”的潜规则，环境治理也就始终难以取得成效。

    造成今天这种执法现状的原因，还在于“先发展、后治理”的思路，以至于从法律制定到经费投入，从执法监管到违法处理上，过于偏软而难以形成刚性约束。以提高立法质量为目标，以加大对违法行为处罚力度为突破口，才是环境保护工作改变现状的现实选择。

    环境保护应是底线和红线，谁也不应轻易逾越。国外成功的治理经验说明，只有对违法行为采取高压态势，才会让责任人对生态保护心生敬畏。违法排污罚款不如计生罚款关键在取向，只有把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置于国家前途、民生福祉和社会发展的高度，才会因为观念的转变而有行动上的升级，环境保护也才不会成为空话。（原题：罚污染比不上罚超生折射取向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