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用人单位常常提高女生录用标准，‘宁用武大郎，不选穆桂英’仍是一些单位招人用人的潜规则。”昨天上午，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15位委员围绕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作大会发言。全国妇联副主席孟晓驷在发言中建议增加就业性别歧视案由，以促进就业性别平等。（3月9日《南方都市报》）

    男女平等就业是天赋人权，目前女性就业备受歧视，据报道城镇在业女性曾“因性别而不被录用或不提拔”的比例是同类男性的4.3倍，宁用武大郎，不选穆桂英成为就业招聘的潜规则。

    消除就业歧视是现实所需，也是维护男女就业权利平等所必须要做的。由此，修订完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规定就业性别歧视案件举证责任倒置原则，明确对就业性别歧视的最低赔偿标准，更好地维护遭受就业性别歧视公民的合法权益，并为贫困女性提供相关法律援助或司法救助。这一修正主张也是值得肯定，但有一个问题不得不回避，那就是为什么女性受歧视？

    实际上，除却一些女性不适合做的岗位，女性和男性在工作能力上没有本质差别。但女性，尤其是我国的女性与国外差异化很大。一个是我国的女性比较重视结婚生子，职业规划部明晰，很多人一工作就生孩子，这无疑是缺乏规划的，毕竟企业一个岗位一个坑，企业招人就是因为人力奇缺，当还没工作，没做出贡献就生孩子，且不说企业要支付成本，还面临着无人可用的境地。另一个是，我国的适龄妇女面临着一个问题就是，家庭和工作不能并重，这是很多人的切身体验，那就是很多女性生完孩子后，就对工作缺乏热情，成为精力只在孩子身上的中国式父母，而企业生存的关键是效率，在此情况下，让企业喜欢上女性员工也是强人所难。

    当然，这里并不是说，对女性差异化对待，就不保护她们的就业权利了。而是国家必须根据中国式的原因有所作为，除了法律上切实保护女性就业权，更应该体谅企业的难处，对女职工，尤其是休产假的女职工有所负担，简单说来，就是国家财政在一定程度上负担起企业女职工休产假期间的成本。

    这也是国际上的通例，比如，瑞典法律规定，所有工作的父母每生育一个子女都享有16个月（480天）的带薪产假，费用由国家和雇主分摊；再比如，在挪威休产假，可以有两种选择：其一，夫妇可休47周育儿假，拿全额工资；其二，可休57周，拿原来工资的80%.这些全部费用都由国家承担。可以说，国家承担起了很大的人力成本，由此，企业对女性也就不会过于歧视。而在美国，没有母亲带薪产假一说，只有母亲不带薪产假12周。而且还规定生育之前必须受雇于特定雇主12个月，其间至少工作1250个小时等。

    不管是产假福利很好的欧洲，还是产假福利“冷酷”的美国，其规定可以看出，国家都是充分考虑到了企业的人力成本，这种考虑是一种公平起见，也是一种现实，不如此，法律规定再严格，在细致，恐怕也难以得到有效的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