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安徽定远县，44岁的刘敦和的双脚患病，由于没钱治疗，他用茶杯碎片将自己的双脚割掉。据悉，刘敦和小时候患过脑膜炎，双亲均已去世。因家里没钱，至今单身，新农合也未办理。目前，刘敦和在社会各界的关注下已经住院治疗，当地民政部门也在积极帮其筹款。（5月13日《中国之声》）

    救赎总在自残之后。灰暗的人生轨迹，在彻底无望之际，似乎正经历着奇迹般的逆转。只是，这一切的成本，未免太过高昂；四面涌来的“善意”，未免太显迟钝。其实，对于不幸者的救济，本就是正常社会的基本道义。若为之设立过高的启动门槛，只会让求助者在获助前便自我放弃。

    刘敦和，并非是第一个自残的“病人”。他们无法得到必要的医护救治，又不堪忍受肉身的无尽痛苦，无奈之下“自行解决”，似是一时情急、慌不择路，却更像是一种凄凉的控诉。在不为人知的某些角落，太多人挣扎在贫困、病痛的泥潭之中。当公共保障，并未实现无差别的覆盖；当民间公益，仍在有选择性地施善。那么，便总有一些人，会沦为“社会弃民”，自生自灭、听天由命。

    特别在广大农村，农民群体远未习惯利用现代社会的保障机制，来最大化规避风险、争取利益。不曾办理新农合的刘敦和，或许是因为没钱，又或许是因为“没重视”，但无论如何，当初的错误决策，正带来严重后果。然而，凡此种种，难道只是他的个体之失吗？倘若倒追责任，当地职能部门在此事上劝说消极、推广不力，想必也难辞其咎吧。在很多地方，往往由政府出资，保证贫困户免费参加新农合。而同样贫困的刘敦和，则没那么幸运。

    由刘敦和事件出发，我们尤有必要思考，该怎样确保各种公共保障制度对贫困人群的全方位覆盖。既然救济“无助者”是整个社会的责任，那么何不通过事前出资帮其“参保”等形式实现？与其事后仓促筹款捐钱，不如推动着困难群体，提前进入官方的互助共济通道。由此，既能分散风险、以小博大，也能展现一种“主动作为”的姿态。于刘敦和们而言，最大的指望，从不是偶然性极强的“好人捐助”，而是充分利用好固有的公共保障体系。

    避免自残悲剧重演，一方面是将无助者纳入社会保障机制之内，另一方面则是培育更为敏感和有效率的民间慈善。现实状况是，农村地区几乎是民间慈善的荒漠。受制于经济基础有限、传媒不发达以及表达手段的僵硬，农村社会共济互助、抱团取暖的传统几乎消弭殆尽。久而久之，“有困难找政府”，成为唯一的出路。

    也许，当农村社会恢复基本的“互济”传统，同时吸纳更多的现代慈善理念，刘敦和们才会获得更多的物质与精神支持。当然，在此之前，基层职能机构更当主动作为，以积极的履职表现，遏制悲剧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