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不幸躺着中枪的是一个高尚的名词——志愿者。它像曾经代表底层与辛劳的“临时工”这个名词一样，倒在了城管队员枪口。

　　现年52岁的收费人员梁宗仁，4月13日傍晚很不识相地向巴中城管副中队长侯飞甫，伸出了交纳泊车费的手。2元钱，是侯队长将私家车停放在巴中市农业局楼下非机动车道上的应缴款。对于习惯了看别人在他面前掏腰包的侯队长来说，梁宗仁此举无异于在太岁头上想动土，于是，最后的结局是侯队长2元钱的尊严，以梁宗仁1条命的代价而扯平。侯队长“以各种理由拒交并与梁发生纠纷”，最后“趁梁宗仁不备强行开车离开”。梁被摔倒在地，后脑勺鲜血直流，不治身亡。

　　很多人后来不太关注这起耸人听闻的案件本身，正是因为官方对于侯飞甫的身份给出的崭新认定上。与警方认定的“临聘人员”不同的是，巴中市城管局一支队支部书记辛荣昌表示，侯飞甫副中队长既非城管局的公职人员，也非临聘人员，只是局里的一名“志愿者”。

　　辛书记想表达的中心思想大概是，作为犯罪嫌犯人的侯副中队长，其实只是一个热心城管事业的公益人士，他既不代表我“纯洁”的城管队伍形象，又不表示因为他有副中队长这个职务在身，组织上和领导上需要为他涉嫌犯罪而承担责任。城管里有一支“临时工”队伍世人皆知，但竟然还荟萃着这么一支“志愿者”队伍，这说法实在开人眼界。再自以为聪明的民众，都跟不上城管的智商。城管的这次回复，足以亮瞎百姓的眼睛。

　　城管“志愿者”侯飞甫，与众多同样弄出人命的城管“临时工”，形式上如果还有区别，除了前者竟然还当着城管的官，别的没什么两样。都是穿着城管的衣，领着城管的薪。官方刻意将侯队长与临时工区别开来，除了创新名词，民众实在看不出还有别的伟大意义。但侯队长与临时工们最本质的区别在于，违法犯罪的临时工大多是以执法的名义行使暴力，而2元钱换条人命的“志愿者”侯飞甫，则是被收费的百姓视作百姓，将暴力释放在需要自己交钱的时候。

　　2元钱可能穷不倒侯队长，但这种颠覆性的角色转换，却是侯队长心中这顶大盖帽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或许在侯队长看来，梁宗仁有眼不识的泰山，不一定是自己的名字，也不一定是副中队长的职务，而是这身威猛的城管制服。这身制服，代表着对他人行使权力的势如破竹与不可商量，却绝不表示自己可以等同于普通老百姓，可以施以别人的伸手。

　　但他们最后成为凶手并被自己的机构认定为临时工或者志愿者，其实是一场法治闹剧中的两个、或者多个悲剧人物之一。

　　发生在一些地方城管队伍中的临时暴力执法， 几乎没有一场真正是属于临时工的个体暴力犯罪行为。它出现在临时工或者志愿者身上，却个个戴着城管执法这顶大盖帽。他们的暴力既不是个体也不是个案。巴中城管官方再怎么玩“志愿者”概念，都脱不掉他们与城管的关系、及自身的领导和管理责任。

　　城管是一个时期以来城市管理的重要执行者，他们中也有许多爱岗敬业、默默奉献者，请不要用巴中式的“志愿者”概念亵渎这个群体。

　　巴中城管官方再怎么玩“志愿者”概念，都脱不掉他们与当地城管的关系及自身的领导和管理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