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武汉市汉阳城管部门采取“文明接力”的方式对违规行人进行处罚，即如市容监督员发现行人闯红灯过马路，该行人就必须在原地替市容监督员“值班”，提醒市民看灯通行，直到抓到下一个违规过马路的行人才可“下岗”。据悉，该方法实行一周以来，违规行人较此前下降五成。（6月2日《长江日报》）

    从效果来看，在“中国式过马路”遭遇法不责众的背景下，罚款改“站岗”不失为一种实用的创新手段。简单的“以罚代管”不仅容易让人产生抵触心理，还会减轻当事人的负罪感，认为只要交了罚款就能心安理得地闯红灯。参与交通执勤，不仅有利于维护交通秩序，还能触动违章者的思想深处，起到警示作用。这种与交通管理者的“角色互换”，能够引导广大市民“换位思考”，认识到闯红灯的危险性，对自身行为多一些反思和警醒。

    汉阳实行一周，违规下降五成，便是有力例证。不过，任何事都不能没有规则，如果没有程序正义，那么实质正义也就不复存在。从法治角度审视，罚款改“站岗”仍面临缺乏依据、有悖法理的尴尬。

    首先，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88条规定，“对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处罚种类包括：警告、罚款、暂扣或者吊销机动车驾驶证、拘留。”其中，适用于行人、非机动车违法行为的只有警告和罚款两种。法无授权即禁止，“站岗”属于限制人身自由的行为罚，对违章者实行该处罚缺乏法律依据。其次，交通管理权作为一项法定行政行为，其行为主体是特定的，让违章者参与执勤，有损交通管理的严肃性，也容易产生矛盾和纠纷。

    事实上，在罚款改“站岗”被借鉴推广的同时，也有一些地方对其明确说不。去年1月1日起施行的《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办法》就规定，“禁止对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当事人实行站岗执勤等变相处罚”。同样是在《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指导下，地方执法实践对于“站岗”却有着截然相反的理解和认知，这显然有悖于法律的统一性和规范性。

    罚款改“站岗”不能只是拍脑袋决策，必须纳入法治轨道。有必要从国家立法的层面，考量引入行为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量化具体的处罚标准，保障处罚的公平公正，经得起法律的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