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希望看到勇敢的官员以身试水之后，胆怯的百姓犹自远远观望、不敢下水。说到底，这是囿于制度层面的严酷现实，道德层面的勇敢只是无关大局的辅助手段。

　　浙江“可游泳河段”申报活动日前启动，浙江省人大副主任茅临生表示：“是否可以下河游泳，嘴上说了不算，要我们自己跳进河里，游给人民群众看，才能让人民群众信服。”

　　领导干部以身试水，在浙江已不是新鲜事。去年2月，杭州毛源昌眼镜有限公司董事长金增敏在微博上说，瑞安市一河流污染严重，若环保局长敢下水游泳20分钟，他出20万元。同年3月，浙江省省长李强在全国两会上回应此事时表示，“环境治理速度还是不够快，执法监督还是不到位，距离每条河都能下去游泳的要求，还有较大距离”。一年多时间过去，浙江省相关部门要求领导干部以身试水，检验治污是否已达到“每条河都能下去游泳的要求”。

　　对普通百姓而言，此事所导致的感动自然是依于常理的。你说污染严重，那人家那么大的官，都下河游泳了，元芳，你怎样看？只是，面对河流污染的普遍存在，我们首先应想到的是治理的决心与措施，以及随之而来的数据化效果，而不是以身试水这样的莽撞作为。我们不希望看到勇敢的官员以身试水之后，胆怯的百姓犹自远远观望、不敢下水。说到底，这是囿于制度层面的严酷现实，道德层面的勇敢只是无关大局的辅助手段。

　　将污染等需要治理的具体问题落实到空泛的道德层面，而非制度层面，必将导致一种可想而知的混乱。而普通百姓对此类豪言壮举的不信任或怀疑，自有其理性的依据。官员们说，因为他们下了河，这水就是干净的。那公众还会说，因为西红柿价格下降了，高晓松才于去年离了婚。这实际上是在质问，凭什么说，你们下了河，水就是干净的？不难看出，在这里，官员和公众使用的是两套逻辑。

　　重要的问题还在于，当我们表示治理污染的诚意时，能够以数据说话，能够以事实表明修正之后的成绩。而百姓看到了，就会自己下去游泳，领导同志只在岸上看着就行了，并因看到百姓在河里放心地游泳而感受到颇有道德感的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