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小莫 漫画

　　4月22日下午，四川8岁女孩李微微为救落水小同伴溺水身亡。当地政府曾打算为其申报“见义勇为”称号，却未获得批准。当地官方称，对未成年人见义勇为不提倡、不宣传、不鼓励，避免盲目模仿，所以建议不为其申报评定“见义勇为”称号。（7月2日《北京青年报》）

　　拒评未成年人“见义勇为”称号做法欠妥

　　孩子救人溺亡，父亲要为女儿评“见义勇为”称号，却不能如愿。看到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多数人心里多少有些不是滋味。缺乏见义勇为的相关要件、不给未成年人评“见义勇为”称号是为避免盲目模仿等理由看似理性或充满善意，其实站不住脚，拒评未成年人“见义勇为”称号的做法也是非常欠妥的。

　　其一，救人行为的性质不因行为人的年龄、性别以及救人行为发生时的具体情况等客观因素而改变。通俗地讲，成年人救人是见义勇为，未成年人救人当然也应该是见义勇为。《四川省保护和奖励见义勇为条例》中“未成年人不具备完全行为能力，在没有自保能力或不明确危险的情况下实施救人，不具备见义勇为的相关要件”这一条款，既不合情也不合理。救人者有没有自保能力和界定是否属见义勇为有什么关系？危险是可以明确的吗？评判是不是见义勇为，看的是行为，而不是看行为人多大年龄、多少能力、多高学历。

　　其二，授予一个人“见义勇为”称号，目的是号召大家学习其宝贵精神，而不是效仿其具体行为。见义勇为行为是多样的，但精神是相同的。而且，未成年人见义勇为所面临的风险虽然要比成年人高，但并不是所有见义勇为行为都是有危险的，更不会必然导致见义勇为人员受伤、死亡。因此，在建议未成年人“见义智为”“见义巧为”的同时，可以提倡风险可控或基本无风险的“见义勇为”。至于诸如救落水者、救火等容易导致伤亡的行为，不能止步于不提倡，而要将实施这些行为可能产生的后果让未成年人熟知，并教会他们如何正确应对。

　　其三，应该给孩子父母一个交代，或者说心灵安慰。孩子父亲坚持要为女儿评“见义勇为”称号，不是为了获得经济利益，而是为了给女儿一个名誉——对一个失去孩子的父亲来说，这样的要求过分吗？其实，就算评到了“见义勇为”称号，孩子又能得到什么？逝者已去，生者犹在，“见义勇为”称号将是父母对孩子的一个念想、一种思念。

　　天大地大，没有生命大。见义勇为行为已经发生，首先要做的是将见义勇为人员及其家属的心捂热，而不是抱着条条框框墨守成规，让见义勇为人员及其家属透心凉！（谢庆富）

　　未成年人见义勇为不提倡但应肯定

　　李微微为救落水小同伴不幸溺水身亡，未成年人见义勇为再次成为热议话题。有网友称见义勇为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应从小鼓励和培养，也有网友认为，未成年人最需要的是健康和平安，应该学会的是如何自我保护，见义勇为风险比较大，不应该提倡和鼓励。

　　不可否认，拒评见义勇为，避免盲目模仿，其初衷是良好的。但在笔者看来，在世风日下的当今社会，未成年人临危之际纵身一跳救人，此举足以让不少人汗颜。李微微的见义勇为实属难能可贵，虽是未成年人，但社会也应正视这样的见义勇为行为。任何时候，见义勇为精神不能丢，尤其是在转型期的社会，见义勇为不但要积极弘扬，更需对行为者给予尊重和肯定。李微微被拒评见义勇为，无非就是“硬件”不符，倘若今天我们对见义勇为如此“冷处理”，明天又会有谁能在危急关头挺身而出呢？

　　据悉，拒评见义勇为的理由有两点：一是在《四川省保护和奖励见义勇为条例》中，对未成年人实施此种行为没有明确规定；二是李微微属于未成年人，不具备完全行为能力，在没有自保能力或不明确危险的情况下实施救人，不具备见义勇为的相关要件。面对“条件不够”的答复，不仅让其父亲寒了心，也让不少网友倍感不满。正如一位网友所言：“见义勇为理应没有年龄限制，且还必须从娃娃抓起。现在的社会别说落水救人，马路上摔倒都不敢扶了。这孩子理应得到见义勇为的荣誉。”

　　见义勇为是中华民族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李微微勇救落水小同伴展示给我们的是一种崇高精神，值得社会肯定。固然要注意避免未成年人简单的行为模仿，但不能因此丢弃见义勇为的精髓。某种程度上，李微微所遭遇的尴尬，折射出当下未成年人见义勇为的困境。笔者觉得，可以不提倡和鼓励未成年人见义勇为，但让社会认同这是一种高尚的行为，这是最起码的尊重和肯定。

　　一言概之，未成年人见义勇为，虽然不提倡、不鼓励但应值得肯定。8岁女孩李微微勇救落水同伴溺水，她首先是英雄，其次才是未成年人，这是不少成年人都未必敢做的事情。不久前，江西宜春“夺刀少年”柳艳兵在客运班车上与持刀歹徒搏斗，如此见义勇为引来各方点赞，因此被冠以“见义勇为”称号，同样身为未成年人，地方赐予李微微一个“见义勇为”称号咋就那么难呢？（黄春景）

　　导向纠偏也不能失之过偏

　　未成年人不能评为见义勇为，主要基于两点，一是《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禁止未成年人在危及人身安全、健康的环境中活动”。在现有的见义勇为众多地方法规中，对未成年人实施此种行为没有明确规定；二是未成年人不具备完全民事能力，还属于被保护对象，若对其见义勇为的行为进行认定和提倡，无疑将会释放出鼓励的信号，从而发生导向性的纠偏，故而不予评定“见义勇为”体现了尊重法律，体现了人性化的进步。

　　然而又应当看到，未成年人因搭救同伴溺亡有见义勇为之实，虽然可以不在名义上给予承认和鼓励，不在形式上进行宣传和提倡，但在性质认定上，却应给予客观的评价和认可，以便让其享受除名誉之外的慰藉与关怀，获得除称号之外的待遇与权利，如此才真正符合保护未成年人的初衷。否则，逝去的英雄无以安息，其监护人受伤的心也难以抚慰。

　　这也反映出一个问题：时下的制度性纠偏忽略了一个历史性延续。从提倡“见义勇为”到“见义智为”和“见义巧为”，其间有一个很长的过程。一直以来，见义勇为都是“从娃娃抓起”，赖宁救火的事迹也一直被作为孩子学习的榜样并得到了弘扬。更重要的是，教育未成年人弘扬见义勇为，始终被视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究竟应不应当鼓励也面临着情与法的纠结。2013年8月，辽宁省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辽宁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条例（修订草案）》，原条例中“不鼓励未成年人实施与自身能力不相符的见义勇为行为”的规定，在新《条例》中将被删除，同时增加“鼓励采取合法、适当、有效的方式进行见义勇为”。如此看来，未成年人是否可以见义勇为，是否能被评为见义勇为，同样存在执行标准上的差异。

　　同时《教育法》明确规定，“教育应当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那么，如何区分“见义勇为”“见义智为”和“见义巧为”之间的关系，如何兼顾保护未成年人和弘扬见义勇为精神，需要更加明确的细则以确立相应的行为标准。换言之，不能因为限制或无民事能力而一概否决，也不能因为其超越能力而一味肯定，未成年人的见义勇为应当是基于安全为前提，但也要考虑到特殊情况。继而，如果其无以获得见义勇为的名号，但囿于其见义勇为的精神实质，也应当给予必要的补偿性待遇，不能让孩子流血甚至付出生命代价之后，其家人还要流泪，这与未成年人保护的要求不符，也与见义勇为的激励不合。

　　保护性拒绝不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理由，更不是不作为的制度借口，保护未成年人是一个系统性工作，若因保护形成伤害，同样是一种制度性走偏，应及时调整。（堂吉伟德）

　　8岁女孩无缘“小英雄”是理性进步

　　成年人见义勇为能当英雄，同样的行为，孩子不是比大人更珍贵吗，不是更值得表扬吗？可以说，有这种想法的人还是占大多数的。这当中就牵涉到正确的英雄观，健康的英雄观的问题。

　　不错，孩子救人当然是英勇的表现，但是，这种行为值得肯定，却不值得提倡。长期以来，我们让见义勇为的标准和英雄的标准出现了偏差。为了鼓励见义勇为，为了树立社会风尚，我们培养了一批小英雄。这些小英雄形象的存在，却很容易误导孩子，从而引发更多悲剧。

　　小英雄赖宁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赖宁在山上玩耍的时候，发生了山火，他一个人奋勇扑救，结果火没扑灭，他自己却丢失了生命。假如，当初赖宁不是“自不量力”去救火，而是迅速跑到山下，告诉大人，或者是报警的话，是不是会更好呢？这样的英雄观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批这样的小英雄进入了我们的视线：5岁的孩子下水救人，8岁的孩子勇斗歹徒，10岁的孩子抓小偷。就是去年的时候，某地的几个孩子还手拉手地到河里救人，结果好几个孩子都溺水了。这是悲剧还是喜剧？

　　遗憾的是，我们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后，不去反思社会治安存在的问题，不去反思如何让孩子树立正确的英雄观念，反而是在人家的家人痛不欲生的时候，大张旗鼓地宣传。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地方政府、地方学校没有感到自己的失责，却感到脸上有着无比的光荣，在校园里号召孩子都要向小英雄学习。不知道让孩子学习什么？是学习不怕死的精神吗？前几天，广东省为一位见义勇为的孩子颁发了大奖，奖金100万，这个孩子也是因为下水救人牺牲的。而其爸爸拿着这笔钱痛哭流涕，他说：“是我没有看好孩子，我要离开这个伤心地。”这次溺水中，他两个孩子都离开了这个世界。

　　孩子还小，有些事情仅有英雄情结还不行，有的事情并不是他们能够做到的，比如救火，下水救人，一个几岁的孩子能正确判断危险系数吗？显然不行。所以说，此次的8岁孩子救人死亡与英雄无缘，看是政府无情，实则是理智的选择，我为这种拒绝点赞。当然，不让其成为小英雄，并不代表不对她的家庭进行照顾，该怎么补偿的就怎么补偿，该怎么帮助的还要怎么帮助。（郭元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