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外执行”政策影响深远，却缺乏一套明确的责任分摊、后果控制，以及过失追责的配套规则。由此导致的后果是，“罪恶在阴暗处滋生”，一系列渎职者、作伪者，都只需承担极低的事发风险。

　　近日，有网友发帖称，原广西省阳朔县国土局局长石某，在2010年7月因受贿罪被桂林市七星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年。但石某没有坐过一天牢，还多次出现在广州、南宁等地，甚至坐飞机外出。7月3日，阳朔县公安局对此事通报称，除了南宁和广州两地，网帖中反映的石某去的其他地方都未请假，违反了暂予监外执行相关管理规定。警方对其进行教育谈话和训诫，提出警告。（7月6日《南国早报》）

　　相较于警方的审慎措辞，原帖爆料显然激烈得多，痛斥“石某受贿被判刑十年，却未坐一天牢”。当然，事实也许并非这般不堪。因身患重病而获准监外服刑的石某，本质上仍在执行刑期。只不过，因为太过招摇、四处游荡，方才给人以“逍遥法外”之感。就现有信息来看，石某的过错仅在于，未针对外出及时请假、报备，违反了法律的程序要求。而除此以外，此事是否另有猫腻？虽真相不明，但终究引人遐想。

　　在固有的社会认知中，包括保外就医在内的监外服刑政策，往往会成为民众警惕和反感的对象。究其原因，乃在于此类法规，一再成为罪犯投机取巧、逃避制裁的制度后门。特别对于入狱官员而言，其所积累的官场资源，极易让他们获得保外就医资格，从而轻松从监狱挣脱出来——于此，公众已然见多了种种案例，乃至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警觉。所以，石某案曝出，人们会下意识去想象，背后的可能勾兑、交易和腐败。

　　规则设计本身的不健全，注定了“监外服刑”被滥用、被怀疑的命运。一方面，审批环节过简、过松。此类法规中，无论是“适用情形”的罗列，抑或是对“医学鉴定”的查核，都存在语焉不详、约束疲软等弊病；另一方面，执行过程对接不畅、监督不力。法院、狱方，与公安机关缺乏沟通，时常导致“监外”的罪犯处于脱管状态……当监狱系统的限制手段，未能在社区获得承接和转化，出监后的犯人，便很少再受到相应的制约。

　　“监外执行”政策影响深远，却缺乏一套明确的责任分摊、后果控制，以及过失追责的配套规则。由此导致的后果是，“罪恶在阴暗处滋生”，一系列渎职者、作伪者，都只需承担极低的事发风险。石某的案例再次表明，收紧“监外执行”宽松尺度，建构起完整、闭合的权责制约链条，才是打消公众疑虑、避免引发猜忌的关键所在。如果说暂予监外执行制度，本为将惩戒犯罪和人道主义相互结合，那么现实显然早已背离初衷。

　　对于“监外执行”制度的改进，归纳而言无非是两个方向的延伸。一者，将监狱的限制力，延伸到监外罪犯所在的社区、家庭，确保犯人时刻处于有效控制的状态内；再者就是，将社会上的人道救助能力，延伸到监狱保障体系的建设中来，通过狱内医疗水平的提升来回应并减少保外就医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