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民生或社会问题归咎于体制是一种偷懒的做法，大多数情况下无益于问题解决。但是，当四川救灾物质在仓库里腐烂、海南灾民领到发霉的面包，民政部门、红会还在和网友激辩该不该三伏天发棉被时，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的确是个制度问题。

　　有网友戏言：“救灾不是看百姓需要什么，而是看红会和民政部有什么。”此话虽片面武断，却揭示出民政部、红会这样官方、官办的机构面临严重的信任危机，网友的种种质疑，都指向了官办机构的专业性、透明度和公信力。

　　红会赈济救护部副部长杨绪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发棉被这是我国救灾的传统，夏天发棉被看着奇怪，其实是救灾的常态。”杨绪生这番话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官办慈善机构中，救灾一定程度上已被程式化了，有了固定的套路。各级工作人员在按部就班的工作中，既缺乏应有的责任心，也缺少必须的专业意识，捐款捐物的采购、结转、发放、监管，都是一笔糊涂账。

　　如今年4月，四川三台县救灾物质霉烂事件，虽然涉事官员被停职，但救灾物质的流转应笔笔有追踪有反馈，这一笔为何就没人管了呢？又如当年成都街头出现的“民政救灾”帐篷，一番追查还是不了了之。类似事件一次次发生，说明这并不是严惩某个人、某个部门就能杜绝的，它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还是要从制度本身寻找破解之道。

　　今年5月16日，《慈善蓝皮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14）》发布，报告中指出，由党政机构主导下兴办的慈善组织普遍存在着管理混乱，效率低下，容易滋生腐败等弊病。民政部门退出募捐市场、官办社会组织去行政化逐渐成为改革的共识。但是必须注意到，大部分官办组织长期依赖行政体系的资源赋予，如果切断他们与政府部门的联系，低下的生存力让他们很容易就被淘汰，所以官办机构对改革大多是拒绝的。

　　对此，专家给出的思路是——将改革政策向民间慈善组织倾斜，推动民间组织发展壮大，形成倒逼体制，从外部推动官办机构的去行政化和去垄断化。不过，这仍逃避不了制度供应滞后带来的限制，民间组织的属性决定它更需要法律的规范和监督。前不久，李亚鹏的嫣然基金和李连杰的壹基金相继遭到侵吞善款的质疑，这意味着在慈善回归民间的诉求下，尚有诸多制度和规则的空白，缺乏刚性标准来消除质疑、中止纷争。

　　目前，我国尚无慈善领域的基本法，甚至没有一部国家层面的法规中包含“慈善”一词。早在2005年，民政部就牵头开始起草《慈善法》，但2006年进入立法程序后就长期搁置。直到2013年11月，《慈善法》才被列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第一类项目，如果立法过程顺利，《慈善法》有可能明年通过。

　　慈善“霉变”，缘于社会慈善文化的缺位，也缘于现代慈善理念的缺失，而这些都需要从体制上着手，从制度上变革。对即将颁布的《慈善法》，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