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凤县虽是国家级贫困县，但该县的政府机关大楼却盖得异常高大、豪华，以至于有官员认为“司法局只盖3层的话，（显得）极不协调”。在当地各部门的办公楼中，来凤县档案馆高26层，创下了迄今为止来凤县最高大楼的纪录。然而，尽管该县委县政府入驻大楼办公7年来，却始终不敢挂牌，被当地老百姓戏称“黑政府”。（相关新闻见今日本报AA14版）

　　仿佛是应声而合，7月23日的《东方早报》则报道了湖南贫困县安仁县盖亿元“衙门”称建小区的新闻。报道称，安仁县是湖南省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民基本靠外出打工为生，该县已经建有多栋豪华机关办公大楼。

　　几乎如出一辙的遮遮掩掩，相似的强力推进豪华办公楼建设，它们把贫困县和豪华政府大楼的暧昧关系再次呈现于公众之前。贫穷从来都不是一个光彩的词语，就算是拥有一座天价的办公楼，这样的评价也不会改变。既然贫困，就必然要求于公共财政开支中量入为出，精打细算，将本更应该用于住房、医疗、教育等民生领域的资金，“挤压”出来打造舒适的政府部门办公场所。说它是先普通民众之先而享受，不免太过温情脉脉，因为公共财政用途的庸俗与悖逆，它事实上已至违规与必须追责之境地。然而，这样的悖论如何而来？

　　高至国家级的贫困县恋上政府豪华办公楼，倘若细究，其实远非偶然。当围观者总是习惯性地指出“虚荣的权力”渊薮，“贫困”本身是否就给予了我们不意外的启示？既然名义上是贫困的，那么如同湖南贫困县安仁县，为什么动辄能够筹集上亿元的办公楼建设资金？至于来凤县26层的档案馆，又何以胆敢和贫困县的称呼构成鲜明的对比？这是不是反证出了贫困县认定程序方面的过失与纰漏，一些贫困县可能并没有想象中的贫困？或者说，当下的类似扶贫举措仍旧过度集中在财政的支付转移上？实惠让最终的“贫困县”当选者真假难辨。

　　既然少数地方原本就不贫穷，那么名不副实的扶贫资金自然就难于用到正途，或者是修建豪华办公楼并无多大压力，但这仍然不是贫困县和豪华办公楼关系暧昧的全部缘由。一个细节是，来凤县司法局业务用房的建设模式显得怪异，因为它与商品房建设在了一起。来凤县发改局称，这是一种创新形式，城区土地有限，土地不充分利用就会造成浪费——暧昧的“创新”实际还是隐性的新建，中办和国办要求5年内各级党政机关停止新建楼堂馆所的强调不远，“新建”依旧在进行，这是否同样在反证：关于禁止新建楼堂馆所的要求，在基层仍然执行力匮乏？

　　最合乎逻辑的发生链条，至此已清晰无比：先有对贫困县的制度性甄别不够，与对于隐形新建政府楼堂强力限制的缺失，然后才有了贫困县里豪华且刺眼的政府办公楼。刚性的约束仿佛就在那里，触手可及但又咫尺天涯。说到底，一面哭穷一面兴建政府大楼固然令人莫名惊诧，却不过是最真实的治理寓言。无论是贫困县头衔的真假难辨，还是铁定主意地借“创新”之手修建超标办公楼，它们其实都源于同一个症结：那就是种种现实约束的虚置。眼看贫困县里它起高楼，直面新闻，我们别只留下一地的失落，更请看到某些现实约束贫困县建豪华办公楼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