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蓝山县交通局的视频显示，7月12日下午，60岁的陈作雄从大门进去三次，出来两次，最后一次进去后就再没出来。两天后，清洁工在交通局运管所三楼办公室发现其尸体吊在电扇挂钩上。经警方勘验，陈系自杀。蓝山县16名目击者签字作证，7月12日上午，陈作雄骑两轮摩托车在东门桥头，遭便装执法人员“钓鱼执法”，他的车被扣押。当天下午，陈作雄写了两份“申冤书”，一份留在家中，另一份带在身上，然后走进了交通局运管所。

　　（7月23日《新京报》）

　　加缪说过，“真正严肃的哲学命题只有一个：自杀”，对逝去的摩的司机而言，这个命题更像是叩问当地执法的尊严问号。当严肃的执法，看上去充满执法瑕疵，已经三度被没收摩的的司机，又怎能坦然轻松地接受这一切？

　　原本，按照正常的执法程序，被执法者若有不同意见，完全可以通过复议免除处罚甚至倒追执法者的责任。但这样的设计，仅限于蓝图之中，而难以被实际启动。因为在现有体系下，罚款经济仍有相当大的生存土壤，当执法部门本身涉及这种利益牵扯，而被执法对象摩的司机事实上也属于应当被叫停的对象，一切执法程序的瑕疵又怎可能在“既是裁判又是踢球者”的架构内得到匡正？

　　在基层复议渠道匮乏的背景下，不论这名摩的司机有多大的不服气，也难以有一个公正的复核。加之事发之地地处偏远县域，城市居民依靠现代媒介申诉的方法，几乎难以被这名摩的司机所复制。因为从新闻要素来看一台摩托车的纠纷过于微小，媒介神经很难扫及也不可能兼顾边缘末梢的矛盾冲突。在这种正常渠道走不通，舆论监督渠道无路走的情况下，作为普通人的摩的司机，失去了抒发内心不满，表达对程序质疑的空间。而由于摩托车并非摩的司机所有，沦落以低保为生的家庭，却要承担看似可疑的还车义务。种种困顿，终合成了压垮摩的司机的最后一根稻草。

　　摩的司机死于自杀，亦死于这种下情难以上达的机制。加之摩的司机此前的“前科”，更平添了执法者不讲程序，不接受被执法者复核的信心。而以被执法者的处境来看，如果执法部门领导能放下身段，多一些对当事人情况的了解，多一些以人为本的理念，此一起纠纷，何至于演变成一场“生命的呐喊”？

　　法治社会建设，既要划清公民的权利与义务边界，亦要理清执法者的权限。摩的司机自杀事件，暴露的正是被遗忘的执法常识。作为被执法一方，在法律地位上应该与执法者平等，有关被执法对象合法权益的保障，执法程序的正义也不应一再停留于纸面被相关部门所漠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