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2日，湖南摩的司机陈作雄疑遭便装执法人员 “钓鱼执法”，当天下午，陈作雄写了两份“申冤书”，然后走进了交通局运管所。两天后，清洁工在交通局运管所办公室发现其尸体，在墙壁上，还留下了5个歪歪斜斜的大字：“请为我申冤”。经警方勘验，陈系自杀。据悉，陈作雄在一个半月内，有4辆摩托车被执法人员扣押。（7月23日 《新京报》）

　　在任何一个城市，打击黑摩的、黑车都是充满正义的。毕竟，黑车的存在，隐藏着极大的安全风险。不过，打击黑摩的、黑车应该遵循法律底线，这是最起码的常识。换言之，打击黑摩的、黑车可以有，但钓鱼执法不能有。犹记得2009年9月，上海市民张先生好心让胃痛的路人搭其私家车，却遭遇“钓鱼执法”，一时引得舆论哗然。这样的前车之鉴，理应成为各地执法的反面案例。

　　就湖南摩的司机陈作雄而言，其是否被“钓鱼执法”，如今是各执一词，当地回应称不存在“钓鱼执法”，对陈作雄以“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随车携带行驶证、驾驶证”为由作出扣留机动车的行政处罚措施，具有合法性。但有16名目击者却认为是“钓鱼执法”，并在一份事发情况说明上签了字。

　　事实上，对于有没有“钓鱼执法”，事发地十字路口正好有摄像头，调出视频一看便知，这在技术上并没有什么难度。

　　虽然陈作雄有没有遭遇 “钓鱼执法”尚无定论，但当地有不少摩的司机均表示，自己遭遇过“钓鱼执法”，那以此事来审视“钓鱼执法”的是非对错，应该是完全可以的。

　　审视钓鱼执法背后的根源，无非有三种情况，一是懒政，钓鱼执法更加有效率；二是法律意识淡薄，认为钓鱼执法不违法；三是有罚款任务考核，完不成任务只能钓鱼执法了。但无论是何种情况，都是不合理的。更何况，钓鱼执法最大的危害，并不在于这处罚了一些无辜的人，而在于这会让法律丧失权威性与公信力。

　　无论陈作雄有没有遭遇 “钓鱼执法”，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陈作雄对行政处罚不服，但不服除了司法本身的救济外，在司法外围并没有太多救济的办法，所以陈作雄最后才选择了以死“自证清明”。这样的方式，是无力的，更是无奈的。背后的原因，就是对于陈作雄是非对错的评判，执法人员说了就算，陈没有反驳权，目击者也没有发言权。这样的现实尴尬，无疑是亟须纠正的。

　　就此来说，面对疑似“钓鱼执法”钓死人的尴尬现实，权利救济应该跟上。法学家应松年就曾表示，“行政诱惑调查救济途径应多元化，除了事后的司法救济外，应引入申诉、听证、异议制度等事前救济措施。”

　　为了避免冤假错案，对于“钓鱼执法”或疑似“钓鱼执法”的行为，当事人理应获得更多的权利救济，有必要的话语权，以便让每一起执法行为都经得起公平与正义的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