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四川省蒲江县出台《关于规范全县党政干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的通知》，规定婚丧喜庆事宜随礼不得超过个人月工资（含津补贴）的10%。通知要求操办者收到明显超过此数额礼金的，应在事后5日内报单位纪检监察机构备案。 （7月24日《人民日报》）

　　一些官员大操大办红白喜事，不仅助长了铺张浪费的社会陋习，影响了党员干部队伍的形象，更为行贿受贿带来了可乘之机。为干部随礼设限，是蒲江县针对“宴席腐败”祭出的新招。其制度初衷是，通过按照具体的工资比例设立上限，从而在尊重传统民俗的前提下，大大降低“设宴敛财”的可能性，并为苦于攀比份子钱的广大干部减轻负担。

　　只是，这“一举多得”的梦想看起来很美，却很难照进现实。首先，从政策的合理性来看，婚丧随礼属于个人事宜，给多少份子钱应由当事人自己决定，为随礼设限难免有公权干预私权之嫌。倘若应邀嘉宾和操办者关系要好，从私人情感上愿多随份子，我们又有什么权力干预这种表达祝福的方式呢？

　　其次，从政策的可行性来讲，随礼设限很难在现实中操作。一方面，随礼者的工资会因为所在部门和岗位的不同有所差异，操办者很难对其随礼是否超过上限作出判断。总不能让随礼者都随身携带工资条以证清白吧？同时，如何监督也是一大难题。让领导干部自己事后报告，存在漏报瞒报的可能；让纪委工作人员现场拆封红包查点数目，又侵犯了个人隐私。此外，处罚更是难以落到实处。尽管通知措辞严厉，“违规者将受到组织处理、纪律处分”，但仅凭一份超出所谓标准的份子钱就断定干部借机敛财，这显然是“有罪推定”，有悖法理。即使操办者主动报单位纪检监察机构备案，也缺乏依据对其作出处分。而这份超标份子钱的处理亦成了“烫手山芋”，或操办者留下，或退回送礼者，或没收充公，似乎都不合适。

　　事实上，为干部随礼设限仍旧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近年来，各地新招频出，从建立报告备案制、限定宴席规模和人数，到禁止邀请同事、部属参加，试图通过设立条条框框规范党员干部婚丧事宜。然而，在中国这个“熟人社会”，婚丧喜庆作为千年民俗，交织着太多人情世故，剪不断、理还乱。从移风易俗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倡导党员干部婚丧从简，但对于“宴席腐败”来说，由于难以厘清人情往来和利益交换的性质，单纯盯紧礼金，效果注定不佳。

　　无论是“设宴敛财”还是借宴送礼，都只是一种表象，问题的症结还在于权力缺乏有效制约。只要存在权力寻租的空间，即使婚丧随礼有了上限，送礼者还愁找不到别的机会吗？一言蔽之，最该设限的不是随礼是权力。只有加强制度建设，把权力关进笼子，彻底斩断权钱交易的利益链，才能推动婚丧事宜真正回归到人情世故的本意，而“宴席腐败”也就不攻自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