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与哈佛大学签订了金额为1500万美元（约9300万人民币）的“SOHO中国助学金”协议一事，引发网络热议。不少人提出疑问，国内致富的地产商为何助学国外而不选择中国高校。潘石屹在其微博上回应，这次助学金只帮助在这些学校的中国贫困家庭学生。（7月24日《新京报》）

　　真不知潘石屹是怎么想的，硬是将“海外留学”和“贫困家庭”——更简捷地说，是将“留学”和“贫困”扯在了一起。这两个词汇亲密挽手，正在突破公众的想象：真正穷人家的孩子，在国内上个大学都感吃力，遑论远赴重洋。或者即便产生过这样的奢望，也根本只会是无计可施。“我出门买了4袋苹果，你出门买了苹果4代”，这样的差距如果说跳跳脚还能勉力够着而弥补，那对于万千贫困、普通家庭，游学海外几乎就是倾尽全力都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即使按照潘石屹“家庭年收入6．5万元以下”的自定义贫困标准，也即如一个三口之家，两口子加起来的月收入不超过5500元，扪心自问，有几个敢作出将来让孩子出国留学的远景规划？以现时的国情论，多半是想都不敢想的。也因此，面对“能到国外读书的有几个家庭贫困的”的追问，潘石屹自己都无从回应。

　　看不懂“SOHO中国助学金”9300万元捐给哈佛的意图不要紧，怎么说那都真实的捐赠，送出去了实打实的人民币。何况慈善的本质之一就是自愿，遵从内心意愿而不必受外力干涉，潘石屹愿意将钱捐给哈佛还是耶鲁，或者常青藤联盟的任何一所名校，那都是人家的自由。假如真像有人认为的那样，“潘石屹将以捐赠人的身份为他的儿子将来入读哈佛 ‘买门票’”，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只不过严格以发心来看，利己的初衷，让它已经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慈善了。

　　对于这场引发滔滔争议的潘氏捐赠，网络上力挺的有，质疑声似乎更多。挺潘派的一种论调，大概是强调爱心无国界，不要站在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白求恩还来中国实施战地救治，潘石屹捐赠哈佛有什么不可以，何况还是帮助中国学生？这话听起来貌似有理，实际单放在这具体的语境中，却未必一定就对。

　　医生白求恩“不远万里来到中国”，通常被认为出于人道主义立场，这和特蕾莎修女在印度帮助贫苦本质上没有太大差别。置身人类共同体的视域下，在彼时的世界格局中，两人所从事的事业，差不多都是在补齐短板，进而实际地是增进了全人类的福祉。白求恩为什么去的不是美国，特蕾莎为什么没有将全身心交付回欧洲，以及全球多个国家为什么都有非洲援助计划，答案都在其里。反观全球大学版图，哈佛地位与上述情形可具可比性？捐助年吸引捐赠资金超百亿美元的哈佛大学，潘石屹付出的1500万美元，充其量也只算得锦上添花。

　　放眼世界的博爱固然在原则上无可指摘，但总应如上述般，实际是须以有条件为宜。而这场潘氏捐赠，可商榷的还不止于此。

　　比如质疑方的一个代表性观点，可概括为取之于中国，则首要当用之于中国的，我就以为理所当然。这也是慈善的另一本质“回报”的要求使然。当年耶鲁大学毕业生、中国人张磊捐给耶鲁888万美元，还有出于感恩母校培养的理由，潘石屹捐赠哈佛，可有回报方面的原因么？我反倒觉得，潘石屹和他的“SOHO中国”，更该感恩的是为其提供了资源、养育了祖祖辈辈、积累了巨额财富的这片土地和它的人民。是为国土恩。

　　就查询到的公开的报道、资料看，“SOHO中国”旗下的“SOHO中国基金会”，通过国内数十个公益慈善项目进行的捐赠，从2005年成立至今，包括向四川两次地震的捐款在内，总额在1亿元人民币上下（笔者计算，或有遗漏）。这么多次捐资、做项目，竟才约略抵得上捐向哈佛的这一笔，更不要说后续的“将在全球范围内捐助1亿美元（即6亿多元人民币）助学金”。即如这头笔捐赠的受助者是中国留学生，但不管怎样，这钱都是给了哈佛，都难避“胳膊肘朝外拐”的嫌疑。

　　站在“恩”的角度解读事件，附加得出的结论是：所有外逃贪官，不但欠这个国家巨额经济债，还欠着一本良心债；在国内赚得盆钵满满而后移民到国外的，事实上也须背负这一道义上的考问——当然，这属于题外话了。

　　慈善既属仁义的范畴，那就再来说说“仁”。“仁主于爱，爱莫大于爱亲”，是故真正的仁爱，一定是由里及外、由亲及疏的，由孝事父母长辈始，到夫妇和顺、到友悌兄弟姐妹，进而爱及七大姑八大姨、朋友乃至陌生人，这里一定是有不断向外扩充的次第的。在外欢颜，在家冷对的，断不是真仁者。同样基于前述事实，再看“SOHO中国基金会”的这笔海外公益捐赠，是不是先放国内更合适？毕竟，与国内大学众多的贫困学子相比，哈佛或者世界其它名高校的“中国贫困家庭学生”，即便真有，也只是凤毛麟角。

　　虽然絮絮叨叨了这么多，但需要声明的是，我并非意在批评潘石屹先生的捐赠，只是觉得行为有可商议的余地，理越辩越明，并借此提醒后来人，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