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江西南昌青山湖区法院对非法买卖器官案庭审，揭开了隐秘的贩肾交易链条：从网上招募供体，圈养供体，取肾、异地空运、移植，短短5个月，该犯罪团伙圈养近40人，贩卖肾脏23个，非法获利154.8万元。团伙多数成员曾是活肾供体或受体，他们处在利益链底端，利益链顶端是肾移植医院和医药商。

　　这些年，卖肾这回事，不能说蔚然成风，但起码黑市昭然。有人欲卖肾救母、有人要卖肾买苹果、还有人想卖肾去整容……缺钱的，紧要关头，都想到去卖肾，这固然是个路径依赖问题，但也从侧面揭示出，在非法卖肾市场，供需对接是多么易如反掌。

　　如果有心去搜索引擎看看，诸如“漳州地下组织非法卖肾19起”、“武汉地下贩肾案追踪:3万元取肾 数十万元卖出”、“浙江非法买卖人体器官案:9被告6人卖肾”等新闻不胜枚举。这些非法买卖团伙光明正大在网上晒配型单，交易火爆到甚至还有卖肾不成而举报团伙的。

　　法理而言，非法摘取、骗取他人器官，涉嫌故意伤害罪。刑法修正案（八）规定，在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二百三十四条之一：“组织他人出卖人体器官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然而，在卖肾黑市，卖肾者一个肾一般只能卖得3万元左右，而“黑中介”找到有买肾需求的尿毒症患者家属，售价却在28万元以上。层层加码的交易背后，是“黑中介”到团伙头目、手术医师、麻醉师等众多人员如“血蛭”般的利益吸附。一句话，在卖肾利润堪比毒品的时候，法律的事后威慑就显得多少有些不那么灵光。

　　当然，“肾奴案”首先是个法律问题。这些年，卖肾事件此起彼伏，甚至动辄就要卖肾如何，不能不说，这是司法惩戒失能的结果。正如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翟晓梅所言，“活体器官移植是以伤害另一个的重大健康为代价的，全世界都严禁活体器官买卖。器官移植的商业化，会加大社会的鸿沟，巨大的利益甚至会催生罪恶和违法行径。”于此而言，三五年的刑罚，似乎并不足以为正义埋单。

　　然而，“肾奴案”又不只是个法律问题。一方面，诸多年轻人、尤其90后加入卖肾大军，甚至有年轻人喊出“卖肾创业”的口号——凡此种种，屡屡令人大跌眼镜。在这个“物质幸福”至上的年代，财富速生的狂热与实体经济的疏远，催生了各种无节操的致富手段。信仰的迷失、价值的错乱，肾脏所寓意的健康与生命，轻易就可以被廉价典当。另一方面，公开数据显示，目前中国每年大概有30万人等待器官移植，但成功移植器官约为1万例，许多病人不得不转向非法领域寻找肾脏。尽管2007年国务院颁布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一次以立法的方式明确禁止人体器官买卖，同时规定了从事人体器官移植的医院“准入”原则。但是，现有捐献模式单一而滞后，远不能满足医卫需求。身后器官捐赠的缺位，客观上助推了黑市的火爆。

　　“肾奴案”频发，法律不能袖手旁观，而要纾解卖肾狂热，显然“徒法不足以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