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鹿毒奶粉”事件已过去6年，当年被免职的3名石家庄市领导已悉数复出。在备受关注的舆论风暴中被免职，随后悄然复出，“三鹿奶粉”事件并非孤案。2008年以来，梳理引起舆论关注的52起官员免职案例，40名因突发事件被免职的官员中，半数也获相同的待遇。（8月12日《新京报》）

　　在一些事故中，部分官员是因为负有间接领导责任，而被免职或者引咎辞职，这是行政问责制的要求，但却不能等同于免职官员政治生涯的结束，否则也违背了行政问责制强化责任的本意，使其俨然成为一种惩罚性制度，这一点必须要理性地认识到。

　　可在现实当中，由于行政问责制后面问题官员复出机制的不健全，导致一些官员违背了现有的法律法规，复出时间过快，程序不健全，过程不透明，这又使得行政问责制的威慑力不能发挥到应有的作用，这自然会被舆论斥责流于形式，行政问责制俨然成了一些问题官员“金蝉脱壳”的护身符。

　　我国《公务员法》58条规定：受撤职处分的处分时间为二十四个月，在此期间，受处分人不应该有新的职务上的任命。《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62条也规定：引咎辞职、责令辞职、降职的干部的复出期限至少为一年。但实际情况下不乏这样的案例，很多官员都来不及“休养生息”，反思错误，立即就又走马上任了。

　　免职官员除了存在违背规定时间而复出过快之外，绝大多数的复出还都是在公众不知情的情况下神秘、悄然复出的，并且复出时也未遵循任职前的公示程序，都是在就职一段时间之后被细心的网民发现的。在此语境下，复出过程就具有浓厚的暗箱操作色彩，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便无从实现。一方面是公开、高调、从严问责，另一方面则是神秘、低调、从宽复出，如此鲜明的对比，怎能打消舆论对官员复出合法性的质疑？

　　所以，免职官员要想复出，遵循程序正义，信息公开透明是一个绕不过的原则。基于此，应当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的规定，严格遵守民主推荐、组织考察、协商酝酿、讨论决定、任前公示、任期试用的程序，被问责官员在复出的过程中，要遵循工作的知情权等权利，将复出的依据、条件和期限等信息向社会公开，并在任前进行公示，增加透明度，接受公众和社会舆论的监督。

　　行政问责制是现代政府治理理念的要求，决不能因为免职官员复出机制的不健全，而使得这一制度本身遭受质疑。没有公开，就存在暗箱操作的可能，行政问责的实效也就大打折扣，因此，公开复出必须作为被问责官员复出的一个前提条件，这也是取得“民意许可证”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