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科级6000元，正股(副股)级3000元，合同工2000元……这不是发奖金，而是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教育募捐活动的“捐款参考标准”。这个由大朗镇教育局发起的慈善募捐，自本月8日开展以来，遭到了来自镇政府基层公务员的“吐槽”——教育募捐竟设“最低消费”？(8月18日《广州日报》)

　　面向单位或者社会开展募捐，是件关于慈善的事情。比如地震、台风等自然灾害发生后，无论是单位还是普通民众，听到消息，有钱的在出钱，有力的在出力，其间感动社会的人物不少。但东莞市大朗镇教育局这一回募捐，却让人感觉殊异，正如网友所问：即便是倡导尊师重教，即便要募捐，有必要设立募捐最低标准吗？这不是强捐也难逃变相强捐之嫌！

　　而反观现实，在不少地方，只要你在职，只要你是单位人，甚至你只是个小学生，一说捐款，那还真的都有“参考标准”的。当然，引发的舆论质疑更是时有耳闻。可问题在于，面对舆论“被强捐”能否叫停的追问，似乎出面组织募捐的部门要么在装聋作哑，要么置若罔闻，在大朗镇教育局发起的这次慈善募捐中，即是如此。面对“参考标准”的追问，其主要负责人称，“没说依据什么来定这个标准，有领导捐8000元，图个好意头，下面就一层层来……我们也只是倡议而已。”谁都看得出，这个募捐的背后，其实还是有等级观念和权力在作怪。

　　无论是按照相关法律的规定，还是依据人们的社会生活常识，为公益事业捐款，基本前提就是“自觉自愿”。那么，权力为何还敢如此作怪呢？分析起来，很简单，就在于人们面临的那些权力管着自己的饭碗，如果不按设定的“参考标准”办，日后就有你好受的。

　　不妙的是，人们发现，近年来出现的各类强捐已让公众爱心很受伤。感觉愤怒、并在网上发帖声讨者不在少数。甚至有人表示，从此不再捐款。这种气话恰恰反映出人们的情绪。从此前媒体报道来看，就有这么一个事实，面对举国震惊的大灾大难，一个人本已在其他场合自觉捐了款，但还是被有关部门以“一纸通知”要求必须达到什么标准。不能不说，这是对爱心的一种重重伤害。

　　由是深思，问题的症结在于，对于有关单位假借各种名义开展的“强捐”活动，我们从来没有一个违法问责机制。事实似乎就是，现在某地某人有困难了，出现灾难了，不捐也要捐。是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是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但再美好的目的，也应有实现途径的合法性。“强捐”被普遍认为是一种违规行为，可有谁看到相关单位的负责人被追责？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其实也是对政府公信力的一种损害。法治的脚步正在迅速向前，“被捐款”这扇门必须关上，事情都得按照法规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