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知名学术期刊《国际新闻界》刊登一则《关于于艳茹论文抄袭的公告》，称北大历史系博士于艳茹刊发的一篇论文有大量内容抄袭。北大历史系回应称，该论文并非博士毕业论文，发表文章属文责自负，学校职责范围是审查她的博士毕业论文有没有问题。而发表该文的期刊也称这篇论文太冷门，审核时没能发现问题也属正常现象。（8月24日《京华时报》）

　　面对舆论的质问，北大的回答似乎很洒脱。一句“抄袭文章并非博士毕业论文，发表属文责自负”的话语就将自己和于艳茹的关系撇得干干净净。当然，如果仅从责任承担的角度看，这样的回应并不是没有道理。一方面，该论文有且仅有于艳茹一个署名作者，和其他人没有直接的利害关联；另一方面，文章不属于博士学位论文，学校自然没有权力对其学术研究横加干涉，所以也就不存在着管理疏忽的责任。

　　然而，大学终究是一个培养人才的地方，学生在校期间的学术行为，不光是学校科研引导能力的直接体现，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学校对学生的负责态度。从这个层面讲，于艳茹在校期间的论文抄袭，又岂能和北大没有半点关联？

　　众所周知，我国高校的博士人才培养机制，基本上都是采取导师负责制或以导师为主的指导小组集体负责制。那么，当初于艳茹的这篇文章，究竟有没有经过导师的指导？如果有，导师是不是也该承担相应的责任？我国在2010年公布的《关于在学位授予中加强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建设的意见》中就曾明确指出，对于学生学术不端行为负有责任的指导教师，可作出暂停招生、取消导师资格的处理。虽然这一论文并非直接意义上的学位论文，但在现有的学术体制下，学生在读期间发表论文却是获得毕业答辩的必要前提。从这个角度上讲，北大何不参照《意见》中的相关条款对其导师进行责任倒查？退一步讲，如果这篇抄袭的论文并没有经过导师的指导而发表，我们就更应该对其追责。试想，如果一个博士生导师连自己学生的研究方向、研究成果都不曾过问，那么，这种制度下培养出来的博士生抄袭他人成果才是常态，不抄袭反倒显得不正常了。

　　除此之外，北大更应该反省的是自己的人才培养制度。比如要求“博士生应以北大为第一作者单位，本人为第一作者身份（导师为第一作者时本人可以为第二作者）在国内核心刊物或国际重要刊物上至少发表或被接受发表2篇论文。未达到要求者，一般不接受其学位申请。”如果从训练博士科研技巧、培养他们的科研能力来看，这样的规定是必要的，但尴尬之处也恰在这里，一些学生为了获得答辩资格，不惜通过论文造假和论文抄袭的方式来获得发表的机会，而答辩时的评审委员往往也只是看重其发表数量，对其质量却鲜有过问和审核。这样的制度漏洞，既给抄袭提供了土壤，也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抄袭风气的蔓延。

　　显然，于艳茹的抄袭必定和她虚荣的学术思想，投机取巧的学术态度以及失去耻感的学术心理有关，但将所有的责任都怪罪于她显然是不恰当的。丑闻不仅属于侵权抄袭的于艳茹，更属于北大这个弊病重重的博士培养机制。对于前者，舆论大可以无情批判，甚至可以通过《著作权法》来给大家一个反面的示范，但对于后者，我们的喧嚣与质问往往苍白而无力。于此来讲，该被追责与内省的，又怎能少了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