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哈尔滨一女班主任因教师节学生未送礼物，训斥学生一节课，随后学生凑钱贴班费为其买礼物。该县教育局通报称，已令涉事班主任退回礼金礼物，撤销其班主任职务停止教学工作。此外该班主任与校长均行政记大过处分。（9月14日《南方都市报》）

　　因为没收到教师节的礼，活活将学生训斥了一堂课。言语鄙俗、姿态彪悍，舆论普遍认为，此举与“记大过”的罚单相比，已经算得上是小惩大诫。教师节刚过，“教育大计、教师为本”的礼赞犹言在耳，却爆出班主任因未收到礼物而雷霆咆哮之事，虽属极端个案，其间亦折射着值得探讨的公共价值。

　　该不该送礼？从公共理性来说，这本来不是个问题。教育部门耳提面命多了，老师们也做足了面子上的承诺。今年7月份，教育部还专门出台了6条禁令，禁止教师以任何名义收礼，狠刹教师失德收礼的不良风气。但这样的禁令，显然也不具备多大的可操作性。因为“送”与“被送”的，基本是利益共同体——除非为了“钓鱼”，谁会一边给孩子的老师送礼、一边去实名检举？这就像一线员工的加班费一样，谁也不会“因小失大”，顶多敢怒不敢言。

　　于是，有人批判家长的投机心理，以礼物为润滑剂来指望老师“特别关照”。这话说得没错，家长与老师之间的“礼尚往来”，永远是单边关系，属于权力资源的赎买。主动投其所好的，是为了孩子好；被迫随大流的，还是怕被老师记恨着。真正的问题是，如果不能约束教师在职务行为中自由裁量的权力，又如何能禁绝送礼的冲动呢？

　　有媒体对广州的家长进行民意调查数据显示，超过一半的家长称会给老师送礼。这样的数据，以生活经验来看，并不算神奇。值得追问的是：教师节过去，又有几个老师因为送礼而被禁令吓唬住的呢？前几日，江苏扬州一位疑似幼儿园老师甚至还在网上炫出家长送大闸蟹，直言“更喜欢人民币”。真相也好、高级黑也罢，都反映了一个心照不宣的事实：在约束教师收礼层面，制度与监管所秉持的“不诉不究”原则，基本被现实所归谬。

　　教师工资高不高，跟送不送礼是两个议题。道德诘责之外，亟待反思的是：家长为什么不敢不送礼？这个问题于今天观之，已经有了最鲜明、最准确的答案：她敢“训斥一堂课”、你敢不送礼？这话当然不是要对倒霉的班主任落井下石，而是在教育自由裁量权无限大的语境下，若不能约束好执教者挟私报复的“合法伤害权”，家长又如何能心安理得地不去送礼？这才是历年来，送礼之争难以破题的关键。

　　一堂课怎么上，家长不知道；体罚还是心罚，孩子不说或不能分辨，家长还是不知道。监督这回事，对于教育而言，基本是“家务”。这是家长选择送礼求个心安的根本所在。古人有言，“国将兴，心贵师而重傅。”但要真正让教师职业风清气正，职务行为透明、外部监督有效，才是有效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