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高校招生政策深入改革，许多重点高校通过扩大农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实施农村学生专项自主招生等政策向“寒门学子”倾斜，成效明显。但一些通过“贫困专项计划”进入重点高校就读的学生表示，中小学阶段教育基础的差距造成大学入学后很难适应。而一些地方出现的政策执行“走样”苗头也值得警惕，据反映，不少重点高校的贫困专项和定向招生中，并未限定农村户籍要求，导致越来越多县城领导不再送子女到省城读书，而是送往贫困县高中就读。（9月14日新华网）

　　应该说，国内中西部许多经济欠发达地区，包括一些贫困地区，已经竭尽地方财力来支持本地教育事业，教师工资和中小学校运转的投入甚至超过了地方财政收入的半数。而通过转移支付和专项资金支持，上述地区的中小学体系及受教育对象都成为了重要的受益者。

　　尽管如此，贫困地区的教育总投入仍然远低于东部沿海地区，以及中西部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这种情况下，许多穷县、穷市要保证教育成绩，要想获得能拿的出手的高考升学政绩，通常都会选择将有限资源和资金集中到支持“超级中学”之上。所谓“超级中学”，首先就是指办学规模惊人，一个年级会有十几个甚至二十几、三十几个班，每个班也有接近百名学生。所谓“超级”，还指的是应试的强度——穷地方的“超级中学”依照工厂化的办学和管理模式，用透支师生精力的方式，将应试训练的压力提升到最大系数。这正是超级中学通常都会取得升学佳绩的奥秘。

　　新华网报道中提到的县城领导不再送子女到省城读书，而是送往贫困县高中就读，这种现象应当加以具体分析。如果县级领导的子女就学选择，是在高考招生政策改革的前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之前是从县城流向省城，现在则发生了大幅回流，当然可以断言这是搭上“寒门学子”政策便车的投机选择。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省城、大城市学生流向一些县城中学，特别是那些被评为省级重点中学、国家示范性高中的学校就读，是早就存在的现象。这是因为，“超级中学”相比那些省城、大城市的学校，管理严格，应试训练成绩突出，被许多家长理解为特别适宜于管教那些好动的孩子。省城、大城市的学校，通常会严格执行教育部门要求的学时，严控校方组织的补课，严禁教师私下组织的补课。而在小地方、穷地方的“超级中学”，校方会积极推行并获得家长理解与配合的全天候上课与考试学时，节假日及寒暑假几乎形同虚设，地方教育部门给予默许甚至鼓励——许多家长会认为，孩子在“超级中学”上学，会赢得起跑线上的优势。

　　这几年来，高校招生政策改革被大力推行，重点高校实行“贫困专项计划”，更多来自经济欠发达地区特别是贫困农村地区的学生进入重点高校就读。新华网报道披露的学生适应难题，实际上表明的是“超级中学”模式的巨大弊端，即“超级中学”带给学生的只有应试成绩的上升，而在学生学习能力、学习方法、知识面、动手能力等方面，甚至可能起到相反作用。而在“贫困专项计划”招生政策配套设计不足的情况下，同样在小地方、穷地方“超级中学”就读的学生中，那些出身于干部家庭，更有可能获得自主学习支持、能够获得增强社会认知渠道的学生，更可能成为政策的受益者。

　　认识到上段所述的问题，并没有什么难度，然而很难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贫困专项计划”招生政策的配套设计当然需要予以改进，但如何改进却是一个现实问题。若是将上述政策的受惠人群，缩小到贫困地区的农村户籍学生，当然会筛出干部子弟，但也意味着这些地方的城区中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也将被排除出去；如果为城区中低收入家庭的孩子设置一个绿色通道，则很难避免被部分干部子弟钻空子。并且，更重要的是，不论招生政策改得多么精确到位，都不能革除“超级中学”模式的弊端，不能改善“贫困专项计划”学生的教育基础。

　　“超级中学”模式所引起的讨论，近年来热度不减。这种模式的弊端如此明显，却因为可以为欠发达地区贡献教育政策，能够让小地方、穷地方的孩子有机会考入名校，因而任何单刀突进，试图纠正模式的教育政策，都必然引起相当公众的强烈不满。法国经济学家、巴黎经济学院联合创建人及该院教授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也警告指出，以改善高等教育效率为名的改革，很多情况下都沦为了精英阶层巧立名目垄断高等教育特别是优质大学学位的闹剧。

　　应该指出的是，近年来尤其是十八大之后推进的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将优质大学学位向“寒门学子”倾斜，这个方向是正确的，但因为招生政策设计不够精细，以及国内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的教育投入水平悬殊太大，因而成效还不够显著，并因此暴露出很多深层次的问题。要确保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成功，就必须在不断调整招生制度的同时，加大对贫困落后地区的教育及社会发展其他方面的国家投入，积极借助互联网共享国内外优质教育资源和文化、艺术资源，分阶段缩小东西部之间、成效之间的教育水平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