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的防治需要综合治理，片面强求死刑对犯罪的预防效果，有时可能适得其反。对于犯罪治理而言，关键的是要做到罪责刑相适应，而不是看最高刑的配置。

　　四中全会后首次修改刑法，死刑罪名的减少再度引人注目。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刑法修正案（九）草案，拟取消集资诈骗，走私武器、弹药，组织卖淫，强迫卖淫等9个适用死刑的罪名。如若通过，中国刑法将只有46个死刑罪名。

　　死刑关系人最为宝贵的生命，而且一旦出错便无可挽回，因此“生杀予夺”需要慎之又慎。检视我国刑法对死刑罪名的规定，范围十分广泛，透露出一种肃杀的重刑色彩。为了适应经济社会和法治文明的发展需要，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取消了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

　　与上次不同，此次拟取消的死刑中，超出了非暴力经济类犯罪的范围。其中除了走私武器、弹药罪等仍属于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外，组织卖淫罪、强迫卖淫罪属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阻碍执行军事职务罪、战时造谣惑众罪则属于危害国防利益罪。从司法实践看，这些罪名平时适用死刑都极少，而有的罪名适用死刑则长期受到诟病。例如集资诈骗罪，近年来吴英案、曾成杰案等一些集资诈骗的死刑案，在社会上引起巨大争议。今年年初，36名全国人大代表联合提交议案，主张废除集资诈骗罪死刑。此次取消死刑，算是顺应了民意，体现出对人权的尊重和保障。

　　最容易引起争议和担忧的，是取消组织和强迫卖淫罪的死刑。这两个罪名一般也属于非暴力性犯罪，但由于其保护的对象是弱势人群，而且犯罪本身有伤社会风化，所以老百姓在心理上会担忧，死刑取消后会不会出现犯罪反弹。尤其是“唐慧女儿案”，就反映出社会上一些人依然迷恋死刑的威慑力。

　　刑罚的设计，总是带有预防和震慑犯罪的意图。但人类的历史证明，刑罚并非越严厉就越有威慑力。在现代犯罪形态多样化的复杂社会，犯罪的防治需要综合治理，片面强求死刑对犯罪的预防效果，有时可能适得其反。有人研究各国刑法，发现组织卖淫罪一般处6年以下有期徒刑，最重的为12年以下。而从我国取消13个罪名死刑后的实践看，并没有对社会治安形势造成负面影响。

　　因此，对于犯罪治理而言，关键的是要做到罪责刑相适应，而不是看最高刑的配置。如果在惩治的刑罚上衔接有序，在具体的刑事司法中能够实现常态化追诉，就不会妨碍对犯罪的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