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计生委日前起草了《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送审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送审稿明确，所有室内公共场所一律禁止吸烟;体育、健身场馆的室外观众座席、赛场区域;公共交通工具的室外等候区域等也全面禁止吸烟。送审稿规定，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负责对电影、电视剧及其他节目中的吸烟镜头进行监督管理，违者最高罚款3万元(11月25日新华网)。

　　控烟，在中国已经说了N年，从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2006年在我国正式生效算起，也有8年光景。然而，经过这么多年努力，全面控烟在中国仍然举步维艰。比如深圳早在1998年就出台了全国第一个地方性控烟法规，但直至去年修订条例提高罚款额度之前，竟然没有开出过一张罚单。正在征求意见的首部控烟条例，无疑承担着推动控烟迈出实质性步伐的公众期待。

　　粗读送审稿全文，关键词有这样几个:一是公共场所——室内公共场所一律禁烟;二是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活动场所室内室外皆禁烟，严禁向未成年人售烟;三是烟盒——图形警示面积不得小于包装面积二分之一;四是影视剧——影视剧及其他节目播放吸烟镜头最高罚3万元，或被停业整顿;五是广告——禁止所有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六是带头——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教师、医务人员应当带头控烟;七是重罚——个人最高罚500元，单位最高罚3万元。

　　平心而论，控烟条例送审稿已经规定得相当全面，但舆论关注的焦点，似乎并不在条例本身，而在于条例是否会成为“纸老虎”。控烟当然需要系统而规范的条例，但更需要严格而有效的落实。换句话说，在给“如何控烟”选择答案之前，首先要明确的是“要不要控烟”的答案。“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控烟条例是“科学立法”，这是前提;有效落实则是“严格执法”，这是关键。因为，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

　　这么多年控烟下来，烟民数量依然不降反升，“骷髅头”依然没能上烟盒，烟草广告和赞助依然在打“擦边球”，“降焦减害”研究依然能评“烟草院士”，多地禁烟罚单依然受制于“零的突破”……追问控烟阻力所在，无外乎烟草产业的税收贡献，以及暴利背后的既得利益群体。

　　要想控烟条例不成一纸空文，关键要破除烟草既得利益。动真格地控烟，势必意味着烟草产业的萎缩，意味着借烟发财的既得利益失势，意味着烟草税收贡献不再——这一切，没有决心与魄力，控烟难免成空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