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7日晚8时许，四川省西充县某村召开了一次村民表决大会，会上讨论了“驱逐艾滋病男童坤坤出村”，当场203名村民，在“驱逐艾滋病男童坤坤出村”的“联名信”上按下了手印。而在当时，会议的核心人物——坤坤，却毫无所知地在看热闹。

　　艾滋病男童的命运令人同情，基于母婴传染，男童无疑是这场变故的不幸者。而囿于对艾滋病的恐惧，在这个贫穷落后的乡村，艾滋病男童也难以依靠亲人的帮助，抵抗疾病。艾滋病的传播方式，众所周知，无非血液、性传播等等。但对于封闭的乡村而言，艾滋病这三个字所代表的传播性且兼具不可治愈性，令他们难以安心与病童共处。驱逐艾滋病男童的荒诞行径，在当地乡村谈“艾”色变情绪下，折射出疾病防控常识普及的缺位。

　　怎样对待艾滋病男童，这是一个社会话题，但更是政府的责任。对于一个贫穷落后的乡村而言，奢谈依赖团体关怀是无力的。村民未见得没有丝毫同情心，但知识鸿沟摆在那里。从未接触过艾滋病患者的他们，又很少接触相关防控知识的农民，如何能与艾滋病男童相安无事？换言之，艾滋病男童在病情尚未十分严重，诸如皮肤溃烂等可能造成极具传染力的情况下，就遭到村民的驱逐，正反映出一个严肃的疾病防控命题：如何在落后地区提升村民的防控观念，保障艾滋病患者救治的同时，又避免其因为疾病而遭受严重的社会歧视。

　　从这个角度来说，驱逐艾滋病男童的行径诚然可恶，但至少表明村民具备一定的预防疾病意识。所需要学会的是，如何由这种盲目的恐惧上升到正常的控制与预防。因为说到底，过分苛责村民事实上于事无补。在更多落后地区，我们知道，可能针对艾滋病实施必要的预防都没有广泛普及。比如四川凉山，由一个打工青年患病，上升至多人患病。悲剧的轻易复制，让人心痛不已。

　　驱逐患“艾”男童的落后观念更该驱逐，政府部门需要做的是从这场观念冲突中学会帮助落后地区的人们尽快树立正确的疾病防控观，帮助那些患上艾滋病的不幸者，尽可能地享受正常生活。驱逐艾滋病男童是过分预防的一个极端，而在这个极端的反面则是针对艾滋病防控的无知。如果说真正理解并同情艾滋病男童的命运，就请从这些细微的普及工作做起。艾滋病不可怕，可怕的是人们对待艾滋病的态度。唯有在普及艾滋病相关防控常识的基础上构建科学而全面的防控体系，学会与艾滋病患者和谐相处，才能为最终战胜恶疾奠定良好社会心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