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召开群众会，大家一致要求有关部门对坤坤进行隔离防治，（让他）离开这个村庄，保障全村群众及儿童的健康。”村长何其在村民小组会上说。近日，在四川省西充县某村，200余位村民用写“联名信”的方式，欲将村里一位患有艾滋病的8岁男童驱离出村。（12月17日人民网）

　　戳满200多个红色手印的村民“联名信”，成为针对一位8岁艾滋病男童的“驱逐令”。无论如何，这一幕都令人五味杂陈。但很显然，若简单以道德的眼光来审视这场发生于村庄的集体行动，它只能是轻浮与浅薄的。尽管有关艾滋病的常识普及正在不断强化，尽管这一幕距离刚刚过去的“世界艾滋病日”仅半月，但置于整个社会的“防艾关艾”水平之下，它依然难言令人意外，更遑论它发生于偏僻乡野。

　　只要稍作换位，就不难知晓，村民们对于艾滋病的恐惧与担忧，尽管带有偏见，却足够真实。而承认与正视这种社会恐惧与偏见的现实存在，或才是防艾关艾铲除歧视土壤的认知前提。然而，8岁的坤坤和当地的村民所面对的困境正是：“政府尽力了，家庭尽力了，村民们为难了”，但还是出现被迫驱赶的一幕，这或才是最让人遗憾之处。

　　问题到底出在哪？客观而言，当地政府严格按照相关规定给予坤坤医疗与生活上的照顾，已经说明作为艾滋病儿童的他并未完全被排除在公共关注的视线之外。但很显然，这种偏重于现金慰问的物质关照，在一开始就已经埋下了村民们的恐艾之果：毕竟坤坤最终要生活在村庄之中，他的存在必然要与周遭的一切发生联系，而非仅限于吃饭、就医。也就是说，若不加强村民对艾滋病常识的普及，构建一个无偏见的生活环境，无异于将坤坤推向一个天然歧视的场域之中。我注意到一个细节是，连坤坤的爷爷也只能被迫在“驱逐令”上签字，只能说这样的常识普及在那个村庄太少太少。

　　艾滋病的主要传播途径为性、血液、母婴三种途径，一般接触基本上可免除艾滋病传染之忧。但村民们的驱赶行动，或还不止表现于对艾滋病传播途径的认识偏差，更或暴露了当下一种普遍性的防艾关艾“真空”：当地村民呼吁将坤坤送进收容机构，严格来说就是一种“隔离式”思维。然而，在国际上，对于艾滋病儿童的关爱，“孤儿院只能当做最后没有办法的办法”，“孤儿院要远比基于社区的方式昂贵的多，并且在文化上，把孩子从原来的社会中分离开来也是不适当的”，却早已是共识。以此而言，塑造一种去“敏感化”的艾滋病患者生存的公共环境，或仍是我们关艾防艾中的观念与行动的双重滞后。比如加强社会对于艾滋病常识的深度了解，特别是在学校教育中强化对于艾滋病知识的教育，对于未成年而言，更显重要。

　　儿童中的艾滋病患者，从来就是关艾的重点关注对象，1997年世界艾滋病运动的主题即是儿童和艾滋病。而截至到1997年，15岁以下的艾滋病病毒携带儿童就被预计为100万。面对如此一个规模不小的群体，若缺乏个体、公共部门、社会组织多方的参与和关注，只能导致更多的歧视与驱赶。而坤坤的命运，无疑再次向艾滋病关爱行动敲响警钟：切莫高估整个社会对于艾滋病以及艾滋病患者的“免疫力”，关艾防艾还请走出“艾滋病日”的节日表达，只有触及真实的恐惧与偏见，方能构建一个去歧视与恐惧的世界。

　　没有人能在艾滋病面前完全置之事外，就如任何一名艾滋病患者都不能以任何名义被人为地驱赶。平常的看待艾，学会接受一个有“艾”的世界，并与艾滋病患者平等相处，或许才是我们最终迈向零艾滋的必由之途。当面向艾滋病群体的“墙”与“驱赶”消失，我们也才能真正断言，艾滋病正在去“敏感化”，社会的恐惧与偏见正在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