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快出台专门法律保护个人信息，加大对这类违法犯罪行为惩处的同时，当务之急更要破解维权难的现实问题，推动个人信息保护进入集体诉讼和公益诉讼。

　　我国已发行超过4亿张信用卡，每年通过信用卡交易的资金总额超过13万亿元。近日，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银行信用卡客户数据泄露现象颇为严重，一条条包括姓名、电话、地址、工作单位、开户行等完整隐私的信用卡开户数据，在网络上被公开贩卖。

　　据披露，在微信及一些电子商务平台，“电话销售交流圈”“销售行业资料群”等违法销售个人信息的行为也大量存在。有微信群卖家曾公然表示，5毛钱就能买到新办银行卡的个人信息。泄露他人信息，可以获得暴利又无安全之虞，这更让违法者肆无忌惮。

　　在多数人看来，关涉“钱袋子”的信用卡象征着安全、私密，用户隐私信息也会受到严密的保护。然而，在银行“内鬼”倒卖、合作公司信息“共享”面前，行业自律的种种规定成了一纸空文。去年全国两会期间，一些代表委员坦言，目前我国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缺乏有力的监管，泄露情况令人担忧。

　　个人信息保护难，难在取证难、维权难。前不久，国内某知名网站开展了一次调查，有七成受访者在个人信息遭泄露后，选择了忍耐和沉默。只有三成人会以要求相关网站删除自己的信息、查询谁是泄露者或者举报等方式，作“象征性”的抵抗。从诉讼的角度看，一般人很难知道自己的信息是在什么时间、地点、以什么方式、被谁泄露的，想要起诉他人泄露自己个人信息的成本非常高。即便少数人进入诉讼维权，最终也会因程序的烦琐、时间的耗费、投入与回报的严重不对称而不了了之。

　　发达国家对个人信息的监管保护，一般是在健全完善的法律基础上进行的。目前，我国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相对滞后，尽管《商业银行法》《电子银行业务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中，有银行要为客户保密的规定；尽管《刑法》将泄露个人信息的行为入罪，《民法通则》中有关于个人隐私的条款，但这些规定法条零散而抽象，缺乏可操作性，个人在发生信息泄露时，经常面临“事前无知情权、事中无选择权、事后无救济权”的状况，处于弱势地位。在公众对信息遭泄无力“自救”的背景下，加强对此类行为的打击力度，已成为公众的期望。

　　在加快出台专门法律保护个人信息，加大对这类违法犯罪行为惩处的同时，当务之急更要破解维权难的现实问题，推动个人信息保护进入集体诉讼和公益诉讼。集体诉讼和公益诉讼的威力在于，只要一个公益组织或一位公民发起诉讼，其他所有相同利益受损者就会一呼百应，最终导致的赔偿数量会非常惊人。不仅如此，采取这种“抱团维权”的诉讼方式，把专业的问题交给专业的人，不仅可以最大程度降低公众维权成本，而且可以最大程度扩大案件的社会影响，对泄露个人信息行为起到有力的震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