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以制度压力和舆论监督督促职能部门转变角色,与讨薪农民工“同甘共苦”,问题才有解决的可能

　　每到农历年底,讨薪都是与农民工相关报道的关键词,讨薪难也是他们的难言之隐和心头之痛。虽然对农民工的讨薪难问题,人们并不陌生,媒体也在年复一年地报道,但是,讨薪具体难到什么程度,苦到什么样子,多数人却并不清楚,人们的同情有时并不能维持很久。如今,因为一个女孩的惨死,因为媒体的广泛报道,人们对讨薪难似乎多了一些了解。

　　其实,前几天,新华社记者就做了一回有心人:他们陪同农民工一起讨薪,想把农民工讨薪之难真实地呈现在公众面前。他们期待自己的报道起到作用,让农民工讨薪难的情形可以随之改变。连同这一次关于讨薪女孩的惨死,讨薪难通过媒体报道再次得到了呈现。

　　这种呈现有两重意义:其一,激发人们的同情心。那些欠薪的人,那些围观的人,想到过农民工讨薪如此之难吗?他们会不会因为看到媒体的报道动了恻隐之心?至少对于公众来说,这种报道可以引发舆论关注,从而对相关当事人、相关职能部门形成一定的压力,推动问题的解决。其二,发现现实存在的问题。讨薪难到底难在哪里?这些难题到底该如何解决?即便这些是老生常谈的问题,当讨薪难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之前,这些问题依然有必要反复进行讨论。这是媒体功能的体现,也是媒体社会责任感的体现。

　　可问题是,媒体报道并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在多年以前,讨薪难就是媒体的常规性选题和周期性选题,媒体并没有忽视对讨薪难的报道,可效果却并不明显。一方面,问题似乎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否则讨薪难也不会成为周期性选题,一到年终就会凸显为一个大问题,一些地方甚至发生因讨薪而打死人的新闻。另一方面,人们渐渐对媒体的报道见怪不怪,有些带有“炒作”味道的讨薪事件,也激起了人们的反感。毕竟,新闻媒体做的是新闻,对于媒体来说,即便是报道讨薪难这样的选题,也需要具体的切入角度和清晰的新闻价值。这不是媒体问题,媒体的作用需要通过设置议题、启动制度、提供监督完整体现。

　　其中,最核心的一步就是促进制度性改变。媒体的报道在设置议题,相关部门应该对此进行回应；有关部门回应的情况如何,媒体也可以进行监督。但至于相关部门回不回应,回应的质量如何,就不是媒体能够完全决定的,这取决于相关制度是否完善和制度是否能被执行。

　　实际上,如今关于讨薪有一系列的救济措施,一旦发生欠薪的情形,农民工可以通过劳动仲裁和司法起诉的方式去讨回自己的血汗钱。但问题的关键是,这样的制度救济有时存在不少问题:比如,成本较高的问题,农民工承受不起其中的时间成本、经济成本；比如,执行不力的问题,劳动仲裁时踢皮球,司法判决后不执行,农民工即便赢了仲裁和官司,最终还是可能拿不到一分钱。

　　要想让制度更加有力,相关职能部门需要有更积极的作为。对待农民工讨薪难的问题,需要增加制度回应和问责的环节——当出现讨薪难时,除了找出谁在欠薪之外,还要查查在讨薪过程中,职能部门是否尽到了职责,是否表现出了积极性?如果讨薪之苦只由农民工承担,职能部门面对难题即便不作为也不负责任,那么讨薪之难是必然的。只有以制度压力和舆论监督督促职能部门转变角色,与讨薪农民工“同甘共苦”,问题才有解决的可能,制度的效力才能真实体现。